民國 八十九(2000) 年5月20日，李登輝總統卸下十二年總統職務，而陳水扁總統上台，就職禮炮聲響下， 新政府團隊將帶領台灣向二十一世紀衝刺。面臨時代大變遷，近年來國人幾乎被政治議題沖昏了頭，我們可否冷靜下來， 暫時把「台灣的主張」或「台灣之子」擺在旁邊，來談一談國計民生等相關話題。年長者在自己專業範圍內必定有不少過去 的經驗可供傳承並期許後生者。

我年屆七旬，從事台灣農業機械化工作四十多年，因工作環境與年輕同道們相處機會頗多，時常有人希望 我把台灣早期的農業機械化進展事蹟留下來。不過如果要中規中矩編寫「台灣農業機械化發展史」則工程浩大，且政府有關 單位已有部分編撰史料，故不宜貿然重覆，我就採用漫談方式把過去四十多年自己親身所聽、所說、所做、所接觸的人、事、 物，由記憶中披露出來，供後人整理史實的部分參考資料吧。文中將記憶所及予以紀實，對某單位或某人如有記述偏差，則 可能因年久而記憶不清，絕無歪意，尚祈原諒！如讀者閱讀後與事實有出入請來函匡正或補充則感激不盡。

彭 添 松 謹識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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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來台灣被世人視為「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從前國人稱之為蓬萊仙島現在則自認為寶島。台灣確有 好山好水，可惜已被破壞污染而面目全非，雖然美麗但已褪色。台灣確是寶島，不過台灣既無石油等天然礦藏，地也不大物 不博，何來寶？所謂「寶」大概指活在島上的寶裡寶氣的人們吧。李敖大師說﹕台灣只有兩種人﹕一是聰明人，一是笨人， 而只有他是聰明人，所以我們芸芸大眾都是傻小子。傻子們做事都是一窩蜂，一股傻勁，「愛拼才會贏」就是最佳寫照。

近年來大家一股傻勁熱衷於政治，居然把政權推展到政黨輪替的初步階段，被國際人士稱讚為民主改革的 奇蹟。其實更重要而最基本的是數十年來創造出來的經濟奇蹟，已被世人公認，堪為開發中國家的楷模。由經濟奇蹟才促成了 民主改革奇蹟，值得我們驕矜。

說到經濟奇蹟，大家腦海中即刻浮現的是工業，尤其高科技工業，倒是幾乎遺忘或忽略了立國之本的農業改革， 也是一件大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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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農業，因受到先天性的限制，要創造奇蹟談何容易！就是要全盤細說所創造出來的奇蹟內涵也不簡單。 我畢生只從事於農業機械化一項工作，所以也只能談談創造農業機械化一項奇蹟了。試想我 年輕時，台灣農村依賴四十多萬頭耕牛， 農業勞動人口佔全勞動人口之百分之六十以上，從事於農耕；而當我退休時，台灣農田上已看不到耕牛，農業勞動人口只佔全部之 百分之九左右，所有農耕作業幾乎被農機替代，僅一世代的時間達成如此 全面農業機械化的國家，古今中外恐難舉出第二個例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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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農家子弟，從小協助農耕，而初中又是唸農校，所以對農耕作業早就耳濡目染，舉凡牛犁、割耙、插秧、除草、 割稻樣樣能來，只有手耙耙地、碌碡整平兩項操作未嘗試過，可能膽小，看來危險。寒冬或酷暑下農田作業確是非常辛苦，非身歷其境者 無法想像。不過說來慚愧，年少時未因在農田裏受苦而懷大志來解救農人於水中火熱的想法。

民國三十九(1950) 年我考取台灣大學（當年另有師範學院、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而已，各校獨立招生），那年台大 新鮮人七百多人，而農學院大概為七十人左右吧，可見農科仍是受到重視的年代。當時我還是迷迷糊糊隨著大夥兒填最熱門的第一志願 為「電機系」，結果未能擠入，只好另選第二志願。正傷腦筋如何選擇之際，巧遇高中同學黃君，他是台北城市人，且已有一位兄長就讀 台大機械系，乃視他為馬首是瞻。據他告知台大尚有兩位日籍教授，一位為植物病蟲害系的松本 巍教授，另一位是農業工程系的高坂 知武教授。當年曾接受過日本教育的學子，多多少少對日籍教授仍存相當仰慕情懷，兩人乃商定選擇了農業工程系機械組。這就是半世紀 前我糊裏糊塗踏入農機界的濫觴。命運作弄人，如果當年我與黃君兩人如同我一位小學同學余君一般，順利考入電機系，說不定我們也像 余君一樣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至多混到公司地方管理處經理吧？我就是如此這般糊裏糊塗踏入農機這一行，而一生樂此不疲。至於黃君 則畢業後短暫留在台大擔任助教，不久赴美進修獲得博士學位，成為美國著名大學的農機著作、發明甚豐的教授， 這是後話。

說來也是一股傻勁，當年一般農家除了鐮刀、鋤頭、噴霧器、犁耙等人畜力農具外，至多看到小型單缸煤油引擎帶動離心 式抽水機而已。那來的農業機械！我們跳入一無所有完全空白的領域，不是獃子就是有些發瘋吧。反面，就如同高坂教授所說我們是稀有人物， 也許投入較少的力氣而可獲得最大酬報。凡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看你如何處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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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民國四十三(1954) 年畢業，那時台灣仍處在經濟落後、政治也未穩定的年代。我們在大學所學的農業機械可說只是桌上理論， 無法與實際結合，因為學校所有農機設備除了一般農家可看到的人畜力農具外，僅為近乎報廢的二十多馬力ALLIS CHALMER「三輪式」與FARMALL 「四輪式」兩台曳引機及少數附屬農具而已。另外，有簡陋的工作室供作實驗場所。高坂教授講授的道具只有人畜力農具，幸好他有劃圖的天分， 他自行刻蠟紙油印講義，圖文並茂，頗有助於解惑。不過，在台灣連耕耘機都尚未出現的年代，講授農機確實只能偏重理論吧。加上高坂教授頗富於 剖析事物的涵養，故他講述農機常由基本哲理切入，我們聽來宛如修哲學課程一般。

的確，當年台灣除了台糖公司農場上可見到美援的少數曳引機外，確實一無所有。本系同學修習有關機械基礎課程，大都到機械系 及電機系選修，不過機械系除了實習工場設備稍具多樣外，最具吸引力的為一部美軍報廢下來的吉普車，看到他們開著繞校園頗令人羨慕。反過來， 他們看我們駕駛曳引機鬧哄哄的樣子，可能當作稀有動物表演。

我們在校農機實習機會太少，我與兩位同班同學季炳埩和郭夢陽三人，承系主任金城教授推介，於三年級暑假自費到台糖公司的 太保機耕實驗農場實習。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長途火車到嘉義，而在實驗農場能盡興操作大型曳引機，其實所謂大型者也不過四十五馬力的機型 而已，在現在一般農民的眼裏不過是小弟弟。

雖然我們唸大學時師資缺乏、設備簡陋，不過總算在較安定的環境中求學，除了偶而遇到鬧學潮的騷擾外，大家尚能專心唸書； 不像唸初中時代一半時間仍處在二次大戰時期，每天跑空襲警報或在田間及飛機場勞動服務，遑論安心讀書了。高中階段較好，不過仍受到大陸 情勢影響，社會仍呈不穩，如遇到民國三十八(1949) 年國府由大陸撤退的紊亂，一夕之間同學約增加了一半之多（以我當時唸台北成功高中為例， 兩班變三班）。

的確，我們真正能靜下心來唸書是大學階段。那時韓戰正酣，中共無暇騷擾台灣，大環境對我們有利，美國派第七艦隊來協防台灣， 我們可安心從事建設。當時台大傅斯年校長積極建設台大，他奠定了台大人崇尚自由研究的風氣基礎，重視培養學生的通才教育，安定學生生活。 傅校長可能是歷任校長中最有建樹的一位。可惜他任期不長，因他有一次列席省議會被一位宜蘭縣出身的郭姓議員（被稱為郭大炮）炮轟而活活氣死。 傅校長確實很照顧與愛護學生。他規定我們從大一新鮮人開始住進宿舍以便集中管理。另外設清寒學生獎助金，我從大一就每月獲得六十元的補助。 那時的六十元除了足夠我繳付宿舍所有伙食等費用外，尚可應付學雜費及生活零用金。簡言之，我幾乎未花家裏一文錢，讀完了大學。不但如此， 當時年輕人崇拜美國貨，我節省了一百二十元買了一支美製派克金筆（PARKER），那支筆隨身使用一直到民國四十七(1958) 年，我奉派赴美內布拉斯加 大學進修一年時不慎遺失為止。當時遺失金筆確實心痛，不過算是物歸原產地了吧。當年的美國貨實在太貴（實際上是我們太窮），不過也實在耐用而好用。

說到民國四十七(1958) 年我首次赴美進修那一年裏，台灣遭遇兩件影響未來發展深遠的大事件。我於四十七年八月十五日離台，搭乘 泛美班機，當時中華班機只有國內線而長榮則尚未問世。當時噴射機也尚未出世，泛美班機為四部螺旋漿飛機又嘈又慢，我們同行者有台大醫學院教授、 教育廳督學一行三人先飛到東京宿一宵，再經關島、夏威夷、洛杉磯各宿一夜才抵達華盛頓。當年赴美是一件大事情，出國前要到指定醫院身體檢查， 如患有沙眼、肺結核、香港腳則在被拒絕之列。搭飛機每人還得小心翼翼捧著X光片，出關時接受檢查。抵達華盛頓後還要接受兩三天的講習（接受美援 各國人員），講習期間聽到八二三金門大炮戰的消息，這是我們抵美後得悉國內所發生的大事件。當時大家都非常心急，只有靠當地報紙和電視，可惜 報導很簡短，不過總算能在電視上看到慘烈情況，而國內尚無電視，所以國人只有由報章或收音機報導來猜測當時慘烈情景了。可能有人以現代人的 想法，為何不打電話回家探詢詳情？須知當年有幾個人家中有電話？當年申設一具電話費用要一萬六千元，而我們的月薪也不過七、八百元而已。 結論是我們與家人聯繫只有賴魚雁往返了。尤其我新婚才三個多月就出國，好不容易熬過一年，離美前幾天聽到台灣中南部發生八七大水災的消息， 這就是我離台一年台灣所遭遇到的第二件大事件。幸而，兩大事件都由於國人發揮敢拚的精神而迅速克服。我們一行三人在返台的飛機上戲稱，如我們 不出國一年，說不定台灣可避免兩次大災難，這當然是戲言，博君一笑。

話說回頭，我們早年研修農業機械的環境和條件雖然不盡令人滿意，但總算收到初步成果。我的同班共六人，光復後台大農機畢業生算 是第五屆，在前後數屆內人數是最多的一屆了。一般每屆兩三人，有一屆竟然無畢業生。無論如何，幾屆下來總算播下二十多個農機人的種子，可惜留在 國內尤其守在本行的畢業生更是鳳毛麟角了。我那一班六人，三人出國滯外未歸，留在國內者兩人改行，僅剩我一人除曾滯外數年外，算是唯一留守國內 本行直到退休為止。其他前後各屆除了首屆（民國三十八年畢業）三人中，有兩人（吳維健和沈國文）可說一直在國內本行終身任職以外，其他各屆至多 留下一個在國內農機界服務。

早年除了台大農工系機械組培養農機人才以外，別無分號了。後來台中農學院農教系農機組（現在的中興大學）和屏東農專（現在的屏東 科技大學）也加入培養農機人才的行列。試想在那個農業勞動人口佔全勞動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年代，誰也不會想到有一天台灣農村會充斥農業機械 的景象。有一次，台大農業經濟學系舉辦演講會，那位系主任當時被稱為農業經濟權威者，聽他說台灣農民眾多，勞力充沛，永遠不可能推展農業機械化 的說法，對學農機的年輕學子打擊甚大。可能他的說辭在我的心坎兒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爾後我對農經人的動態、一言一行特別感到興趣。年事漸長， 接觸農經人的機會增多，發覺他們個個能言善辯，對過去農業發展得失之研究、評估以及對當前情勢之批判著力頗多，可惜他們可能不熟諳農業生產方法、 架構之發展趨勢，乃無法預見未來吧。民國六十一(1972) 年，我有機會赴夏威夷大學研究半年，有一次參加台灣籍教授的餐會，有農工（機）、農經、畜牧等 學者參加，會中互相戲謔對方專業，農工（機）教授戲稱農經人是農業歷史學家，而自稱為農業生理學家。其實由於農經人的善辯和善於自我包裝而自我 突顯的特性，許多人學而優則仕，農政大官要職一把抓，所以農經人也可稱為農業政治動物了。

總而言之，我們在刻苦寒酸的條件下研修農機，而在未知的外在環境下成長，可喜的是後來的外在大環境丕變，有利於農業機械化的推行， 使得我們能學以致用，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台灣農業機械化奇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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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1950) 年代仍處在二次大戰後及國府退居台灣的紊亂時期，民生凋疲，農業方面唯有力圖精耕增產一途。當年台灣有四十多萬 頭耕牛，而耕地面積有八十七萬多公頃，平均每頭耕牛要負擔兩公頃多耕地。如以適齡役牛為耕牛總數的三分之二估算，則每頭適齡役牛平均要負擔三公頃多的 耕地，負擔實在太重且易誤農時，影響農業生產至巨。因此，為精耕尚須補充畜力。政府乃在四十二(1953) 年間研訂第一期台灣經濟建設計畫時，計劃補充十萬 頭耕牛。但因飼料缺乏，一時補充畜力不易，此計畫乃無疾而終，爾後才有引進機械力為唯一考量。為此，台灣省政府隨後訂定「耕耘機推廣十年計畫」，可惜當年 政府財源枯竭，自顧不暇，尚無餘力支援，所謂計畫實質上只算是一個願景，僅止於訂定一個空泛目標而已，自然實質上的效果有限了。

真正投入於農業機械化工作，首推中美合作機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JCRR），而主持其事者為馬逢周技正。二次大戰 後，國府為培養人才考選一批學子赴美研修，馬技正原在浙江大學專修農藝學科，畢業後在南京的中央農業試驗所服務，因在校修過農具學，可能自認與眾多農藝 學科同道競考，不如投考冷門的農機學科，因而順利被錄取。他被派往美國萬國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RSTER CO. ）研習一年。回國後投入農復會，民國 三十八(1949) 年隨該會由大陸來台，乃在台灣開始負責主持農機業務的推動，一直到五十(1961) 年離台應聘到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前往南美玻利維亞服務為止。 四十(1951) 年左右，馬技正研提「台灣農機具之調查研究計畫」，委由台大農工系機械組高坂知武教授主持，由楊景文助教（第二屆台大畢業生，不久赴美未歸）及 張振經先生（高工畢業負責劃圖）協助。該計畫報告書有中文（手寫貼照片）和英文（精美印刷數百頁，由JCRR出版）兩版本，可惜留存在同道手中者恐不多了。為認識 已逐漸由台灣農村消逝的農機具而言，該報告書無疑地是一部寶典。

為因應農業需求及政府的願景，馬技正應用農復會的美援財源又研提由國外引進農機的計畫，首先由美國引進七台園圃式曳引機 （GARDEN TRACTOR），交給有關農業試驗改良場所試用。可能機械本身設計不適本地用，且試用人過去僅對耕牛有經驗而不熟悉機械，該計畫宣告失敗。當年農復會以 負責專家為主導，一切配合其所提計畫推動工作，故個個技正兢兢業業為本行業務努力，固然該會人員待遇比一般公教人員高出許多可能是誘因吧。主其事的馬技正 當然不甘心見到該計畫無疾而終，乃再接再厲，剛巧得知日本改進美國的MERRY TILLER耕耘機因適用而大受歡迎，乃由日本引進十三台MERRY TILLER 及其附屬的 雙向犁和「而」字耙。當時通稱為美利牌耕耘機或快樂農夫牌耕耘機，一般農民乾脆叫「鐵牛」。農復會把十三台美利牌耕耘機贈送給各地農業試驗改良場所進行田間 試驗。鑒於前次的失敗，馬技正注意到操作人員的使用保養訓練，乃於四十五(1956) 年暑假委派我到各處實地指導。當時我正在桃園農業職業學校執教，也分配到 一台耕耘機，因我也是屬第一次操作耕耘機的新鮮人，心裏雖感到惶恐，但也不好推辭，只得硬著頭皮接下委派，乃臨時磨槍，現學現賣了。

我於台大畢業後，俟第三屆預備軍官將退伍，接到就業考試及格並分發到某區公所任職的通知，一個堂堂台大畢業生自視甚高，自然不滿意 所分發的職務，乃聯絡同班季炳埩君聯名寫信給當時正在桃園農校執教的吳維健學長，希望先找到落腳處再說。當年省政府教育廳為呼應政府政策，也開始在農校注重 農機教學，甚至向美援會爭取到補助桃園農校修建了一座一百五十坪左右的實習工場。吳學長甚獲該校彭家瑞校長的器重，請他替該工場題字立匾為「農家修造實習工場」。 該校剛歡送農機教師王兆凱赴美進修，正需要補充農機教師陣容，季君和我兩人就如此這般雙雙為人師表了。不愧為幹勁十足的吳學長，他已申請到農復會兩項計畫， 一為製造鐵犁，另一項為商借台糖公司的一台離帶式曳引機 （CATERPILLAR TRACTOR）D-2型，進行桃園台地開墾計畫。兩項計畫主要著眼均為學生實習，由製造鐵犁補助 計畫可添加些工具並購進材料，指導學生實習，製成為鐵犁成品後就出售，周而復始；生產出來的鐵犁在桃園台地茶園頗受歡迎。有了三個農機教師合作，還有大學長支撐， 感覺倒有恃無恐，但可能天意要磨練我，第二年（民國四十五年秋季）彭校長與宜蘭農業職業學校（現在的宜蘭技術學院）王念烈校長對調，吳、季兩人隨彭校長遷往宜蘭， 而我為桃園縣人，又是桃園農校校友，只好被王校長勉強留下。惟不巧吳學長遷往宜蘭不久就在美援計畫下奉派赴美進修一年，不得已我只好應彭校長到宜蘭為兼課教師， 每隔一週六，四班高一學生集中在大禮堂由彭校長親自監視下上課數小時。中壢（我家）至宜蘭的超慢速蒸汽火車、隧道中的煙味、及幾幾乎每次都碰到的蘭陽雨記憶猶新， 當時不知何來如此傻勁而至今仍印象深刻。

我在桃園農校任教兩年（不包括另兼課一年），第一年三人忙碌中匆匆過去，而第二年僅剩下我一人，除加重帶課分量外，尚需繼續獨當一面執行農復會 委辦兩項計畫，隔週又遠赴宜蘭農校兼課，忙上加忙了。多年後，回顧過去種種時，體會到一點就是凡事要力行，辦事要有幹勁，JUST DO IT，就有機會解決或克服困難。 有一位哲學家說﹕有幹勁又有才能就可稱王，如有幹勁而缺才能仍有公侯之勢，而雖有才能卻無幹勁則只配作生命中的貧民了。我大概勉強自我歸屬為第二類吧，只是從未曾 嚐到過公侯的滋味就是了。

話說回頭，四十六(1957) 年夏天，台大農學院馬保之院長（由農復會轉任）在農機系的現址修建了農機實習工廠，規定農學院所有科系學生必修工廠 實習課程，可見農業機械已逐漸受到各方面重視。當時的農業工程系（分機械組和水利組）張建勛系主任駕臨桃園農校來找我，說奉馬院長之命，要我回台大主持實習工廠。 其實我認識馬院長，但他不一定認得我，可能張主任故意抬出馬院長來說服王校長同意，好像王校長曾經是馬院長的部屬的樣子。無論如何，我確定轉換場地回台大服務了。 當時借用曳引機之開墾計畫，進行了兩年，大概開墾了數十公頃地吧，只好結束；而製造鐵犁計畫則結算仍剩兩萬六千多元，獲得農復會的同意隨我移轉到台大農機工廠， 繼續供作學生實習之循環基金。此項基金於五十一(1962) 年我離開台大時移交給後任者，後來就不知結果如何了，可能當作實習材料全部報銷再也不循環了吧。

這裏再添一段茶餘飯後的漫談話題，我離開台大教職後（仍繼續在台大兼課二十五年），同伴中張舉珊副教授（三十八年第一屆畢業生）、黃國彥助教、 梁桐助教也相繼赴美，後來都獲得博士學位而滯外未歸國服務。張副教授出國時由石門水庫工程處引介同班三傑之一的沈國文學長（已過世）來管理農機工廠。他為人擇善 固執，上台不久就把三、四個工廠的實習助理包括葉景文、葉澤全、林華火等開除；可能其中一人跑到派出所舉發沈學長出售工廠實習廢料為非法，以至他遭到拘留一夜。 還好後來解釋清楚，無罪釋放。這可能就是我留下兩萬多元惹的禍吧。被開除的同仁不久也順利歸建，算是鬧劇一場。另一方面，沈學長引介了林瑞菊小姐到機械組服務， 她處事認真，不久可總攬組（系）內庶務，任勞任怨，被稱為萬年地下系主任，成為台大農機系不可或缺的人物，可說沈學長原先無意插柳而卻柳成陰了。

除了製造鐵犁的計畫以外，有關帶學生從事曳引機開墾荒地計畫的甘苦談與所發生的許多趣事，留待下回有機會再漫談吧。

由以上漫談，各位讀者不難體察我當時確有不得不接受馬技正委託執行困難任務的無奈心情了吧。不得已，接下委任後首先熟讀美利牌耕耘機的使用 說明書，好在我熟諳日文，乃運用學校所學機械知識盡量發揮，同時利用學校的一台耕耘機實地操作練習一番，可能年少時已習得牛犁的要訣，居然很快駕輕就熟，就毅然決 然隻身前赴十三場所賣藝。現在回想起來，就是年輕時的一股傻勁，好在當年各場所實習人員都對農機好奇，講解領悟尚無困難，倒是實地操作時他們因年輕力壯，很快就 上道了。不過，美利牌耕耘機搭載只有三馬力半的汽油引擎，操作起來輕飄飄的很不穩定，非常辛苦。我回來後提出一份報告，結論是美利牌耕耘機並不美麗，使用快樂農夫牌 耕耘機者似乎很難感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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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復會馬技正不但率先引進耕耘機而揭開了台灣農業機械化的一扇大門，同時他認為要推展此項事業亟待培養人才。當年可培養高級人才的台大情況 已如前述，雖然後來台中農學院農教系和屏東農專也相繼可訓練一些，惟仍緩不濟急，所以農復會補助與台大合作在農機工廠舉辦「農業機械專修班」，由各農業試驗改良場所 調訓十四人（包括桃園農校一人），於四十六(1957) 年暑期開學為期訓練一年。由張建勛主任、高坂教授、張舉珊講師、梁桐助教、黃國彥助教和我。當時我佔農場技士名額而 兼任講師，我改聘為農工系教職後由陳貽倫接該技士名額，同樣陳君改聘為教職後，由劉昆揚承接，最後才由賈精石接任。此項名額一直到農機系成立，系內編制擴大才歸建。 當年六人充當訓練教師，另由數位帶實習的助理協助，由我負責班務，就如此這般開鑼了。這一批受訓的學員後來成為各場所農機工作的骨幹，表現甚為出色。專修班生包括﹕ 台東區農改場的湯銀（第一名結訓）、棉麻試驗分所陳梯全（第二名）、台北區農改場林文雄、農業試驗所林東陽和涂振鑫、新竹區農改場鄭鎗、台中區農改場梁榮良（班長）、 台南區農改場吳文慈（不幸車禍早逝）、花蓮區農改場蔡界益、平鎮茶葉試驗分所徐英祥、種苗繁殖場游祥芳和賀惠生、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朱仙和、桃園農校林阿福共十四人。 結訓後不久，訓練成績名列前矛的兩位被選送至日本接受更進一步訓練。

農機專修班為培養農機人才的有效應急措施，五十四(1965) 年我轉換跑道到農復會服務，乃承接馬技正的職務（馬技正離台前後有李廣武助理、 吳維健技正、藍章華技正、蘇昭山技佐負責或協助農機計畫），也仿此方式先後於五十五(1966) 年和五十九(1970) 年假台大農工系機械組舉辦第二、三屆專修班，如現在仍在 職的有農委會中部辦公室的吳銘湖（第二屆）、林明仁（第三屆）都以成績名列前矛而結業。

第一屆專修班學員除游祥芳外，全部現已退休，而由第二、三屆學員承接成為各場所農機試驗改良與推廣工作的主力，尤其他們正在台灣農業機械化 起飛階段接受訓練，台大師資、設備更加提升，訓練結果紮實、豐碩。雖然近年來已有少數台大、興大、農專等正科畢業生參加各場所農機工作陣容，惟專修班學員的貢獻仍不能 忽視。為留下完整記錄，茲將第二、三期學員名單列出如下﹕第二屆（五十五年班）﹕吳銘湖（農林廳）、黃咸熙（新竹場）、陳清肇和陳川淵（台中場）、楊敏雄（台南場嘉義分場）、 王明茂和鄭士藻（高雄場）、莊再傳（花蓮場）、羅澤生（台東場）、陳盈孔和張健夫和陳永盛（茶試所及分所）、林金墩（嘉義分所）、劉俊吉（種苗場）、盧忠雄（棉試所）、黃清良 （菸試所）、彭炳戊（畜試所恆春分所）、翁贊旺和廖盛造（畜試所楊梅分所）、吳文宗（湖口鄉農會）。

第三屆（五十九年班）﹕林明仁（農林廳）、謝森明（新竹場）、林松欽（台中場）、林珍田和游勝秀（台南場）、吳一雄（高雄場）、周廷弘（農試所）、張清勤 （嘉義分所）、李隆麟（鳳山分所）、林六喬（茶改場）、謝建家和李元凱（種苗場）、李忠田（棉試所）、黃金雄（畜試所）、石昭獻（菸試所）。

我早年主持第一屆農機專修班的班務，而後來直接主導第二、三屆的訓練，眼見人才輩出共同順利推動農業機械化，心裏感到莫大的安慰。

除了上述專修班訓練農機試驗改良和推廣人員外，農復會馬技正也研提一般耕耘機使用與修復護人才的短期訓練班計畫。此項計畫大都委由省農會天母 農民訓練所辦理實際調訓工作。當時的主要農機講師除了我以外，尚有農業試驗所的鄔清標（不幸早逝多年）、吳漢筠（現任農機研發中心工程師）等。吳漢筠當時在美化牌耕耘機 工廠擔任工程師，我的記憶中他講授指導學員頗富幽默而得體，例如 他講解引擎的空氣瀘清器的功能時，就以人體的鼻毛作比喻，使外行人也很容易體會。吳君畢業於宜蘭農校， 早年農校並無機械課程，他完全獨自自修而無師自通，他多年來自行劃圖、設計耕耘機、中耕管理機、柴油和汽油引擎以及其他農機具甚多，對農機設計而言，在當今台灣農機界 能出其右者可能屈指可數。後來他自創農機設計公司，輔導許多農機工廠技術升級，貢獻良多，也就成為農機業界的名人，他確實是農機界的奇才。由吳君的例子可看出學歷不等 於學力，只要有幹勁低學歷者照樣可創造出一番作為。反之，也看到不少高學歷者，因懶洋洋而毫無幹勁，倒是想挾其學歷而一心一意混個一官半職，庸庸碌碌虛度一生。此應證 了有幹勁者有公侯之勢，而有能力缺幹勁者只配做個人生中的貧民的說法。

回憶當年農復會補助辦理農機訓練班的情景，承辦單位可獲得充分經費支援，足可補貼本身機構經費的不足，又給予學員來回車馬費及很充裕的膳宿費用， 再加上特別優厚的講師鐘點費；故訓練授受雙方及經辦人員莫不全力以赴。記憶裏，當時授課兩三天下來，所得鐘點費幾乎比月薪還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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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事業的推展需要宣傳。農復會補助十三台耕耘機並予以人員訓練，同時鼓勵各場所到各地舉辦示範表演會。受到初步宣傳效果而首先響應此項事業的 是台灣省農會。同時也有貿易商進口大小不同的日本製耕耘機加入市場競爭。由於當時農民的反應良好，國內機械工廠對此感到極大興趣，紛紛自行仿造國外進口之耕耘機，不出 數年（五十年代初期）共有二十二家工廠參加耕耘機製造行列。記憶所及的工廠（廠牌）名列舉如下﹕大田、洽義發（寶島）、興農、永興、力達、美化、自由、金龍、振豐、飛馬、唐榮、 健成、彰農、全農、田昌、富士等；其中三、四家同時製造汽油（兩衝程及四衝程）或柴油引擎。同時期進口廠牌則有﹕井關、久保田、三菱、美利、古川、秋津、竹下、富士、協和、本田、 芝浦、日之本、地霸王等。

當年一台美利牌耕耘機售價為新台幣八千元，以當時的農民購買力而言，仍需向銀行貸款始能購置。以現代人的眼裏，好像其價格微不足道，但由我們當時 的月薪也不過六、七百元的年代，幾乎要一年不吃、不喝、不用始能籌足換得一台耕耘機就可想而知了。民國五十(1960) 年代初期已經過五、六年的推廣期間，國產與進口耕耘機 相互間競爭激烈，耕耘機推廣數量逐漸增加到五千台左右，國產與進口貨各約佔一半，勢均力敵。不過，五年內生產兩千五百台，平均一年僅五百台，由國內二十二家工廠分食， 每廠僅分得二十多台，優勝劣敗，結果原有二十二家相繼倒閉或改行而僅剩三、四家勉強維持生存。

由上故事也可應證台灣人的一窩蜂氣質或打拼的心態。事實上，當年仿冒業者大都對耕耘機是門外漢，且投資少、製造技術拙劣，產品品質自然不良。仿造 過程中，難免趣事橫生。一般仿造業者大都為黑手起家，一切靠經驗，但對新事物有時經驗有不可靠的時候。甚至具有高學歷而具備機械知識者，因對農機不甚了解或輕視它而 鬧出笑話。例如，台南有一家工廠，負責人為台南工學院畢業生，當時算得上是很高的學歷，仿造幾台耕耘機附屬雙向犁後，發覺就是無法犁田，犁就是不下土的趣事。那位負責人 不愧為知識分子，馬上想到請教台大的高坂教授，經診斷出原因為所製造的犁轅係變形者，原來他可能為了節省樣品購置費，購入了二手貨，不巧那具犁轅已變形，但仍依樣劃 胡蘆，當然無法犁田了。

由以上事例，充分顯示台灣人一窩蜂的特質，好的一面可稱為衝勁十足吧。不過，台灣農業機械化初期，不但耕耘機製造業者遭受慘重打擊，而購買耕耘 機農戶因不易獲得廠商售後服務及零件供應，而成為機械化初期的犧牲者。人們很健忘，這種失敗案例，對後來推廣其他農機，如插秧機、聯合收穫機、乾燥機等時亦重複出現， 待下回有機會再漫談吧。俗話說﹕「事情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可由推廣農機經驗獲得印證。幾十家廠牌競相宣傳打開了市場，等到市場胃口大開時，這些廠商已精疲力竭，奄奄 一息了。有備而來的後來者，如下面介紹的中國農機公司、新台灣農機公司等就可一舉乘虛而入，大獲全勝。談些題外話，有人說上述現象為「老二主義」，譬如陸戰隊搶攤、衝鋒 陷陣而取得攤頭堡，是扮演老大的腳色，不過本身已受創慘重，已潰不成軍，乃由當老二的正規軍來接收戰果了。據說，充分領悟其中奧秘的是中共周恩來總理，他甚至退一步 永遠當老三。毛澤東老大要整跨老二時就會聯絡老三，所以他永遠是中共的不倒翁了。不過，嚴格說來，周總理還是遵循老二主義，在毛皇帝面前老二其實是扮演老大的腳色， 而周總理實際上還是老二了。

言歸正傳，二十二家耕耘機廠的失敗經驗，使各有關農機工作者獲得教訓；即農業機械化非一蹴可成，需以長遠的計畫按部就班逐次完成。尤其為尋求 適合台灣農情，絕非僅引進或仿造國外農機具即可；尚需加強培養人才，自行研究改良並製造為推廣農業機械最重要的一件工作。為配合此一形勢，規模較大的農機製造專業工廠 因而成立了。四十九(1960)年底，先有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在台北松山設立工廠，該公司由台灣土地銀行和民間企業與日本野馬農機公司和井關農機公司合作投資六千萬元（我國 佔三分之二），從業人員約近四百人。五十(1961) 年又有新台灣農業機械公司在高雄設立工廠，該公司由台灣合作金庫、永豐公司、台北區合會與日本久保田農機公司和三井物產 公司合作投資兩千七百萬元（我國佔三分之一），從業人員約三百多人。又於五十五(1966) 年在高雄另成立大地機械公司（後來與日本三菱公司技術合作改為大地菱農機公司）。 該等公司開始均以生產農用柴油引擎和耕耘機為主。然而該三廠的設立對台灣農業機械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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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機、新台灣農機等後來者挾其與日本公司合作、合資的雄厚財力與優良技術，生產驅動式耕耘機為主。驅動式耕耘機帶動迴轉犁與前述美利牌耕耘 機為小型曳引式相比，前者操作較容易，且搭載較大馬力的柴油引擎，其工作效率顯著提高，乃頗受農民歡迎。如前述，原來農民即使購買美利牌耕耘機也得向銀行貸款，並須每年 分兩期繳納利息和部分本金，大致上分七年攤完。因此，購機者大都需替他人做些代耕工作以收取費用來支付還款。農民找代耕者自然希望愈快速愈好，因之較大馬力、較大型的 耕耘機的需求應運而生，而小型曳引式如美利牌耕耘機等很快地失去市場。當時兩三人合購一台耕耘機，不分晝夜輪流代耕是常態，所以耕耘機須配備磨電燈以便夜間作業。於是 耕耘機愈來愈大型化，由八、十、十二、十四、十八、最大到號稱二十三、二十六馬力的巨無霸出現了。

總而言之，貌似日本製的國產耕耘機，為適應國內農業環境和農民需求，早已脫胎換骨，蛻變成超大型且堅固耐用的另類農機了。這些台日合作的耕耘機 製造廠一時財源滾滾，不但其產銷量大增，而其售價亦高昂。例如，一台十馬力級的柴油引擎驅動式耕耘機的售價，大致上為五萬多元，足可購買當年十二、十三等則的水田兩 公頃左右吧。換言之，如農民不向銀行貸款，則需賣掉兩公頃耕地始可換回一台耕耘機了。以現代人的眼光，由地價暴漲後的現況觀之，五萬元的耕耘機當前大概漲為八萬多元吧， 僅僅出售數坪地就足夠應付了。

早年耕耘機的價格雖高，但代耕收費亦不差。以一台耕耘機一天代耕半公頃，每公頃收費大約兩千元，每期作代耕二十天即十公頃計，每期代耕收費可達 兩萬元之譜，一年兩期就有四萬元的代耕收入了。換言之，差不多兩年就可償還本利了。於是，台灣的代耕業蓬蓬勃勃發展了。

民國五十(1960) 年代末期至六十(1970) 年代，可說是代耕業者也是農機業者的黃金時段。年輕農民競相投入農機相關行業，不過，他們發覺耕耘機工作 效率雖高，但操作人仍需跟著機械後面操縱，長時間下來仍非常辛苦；不愧為有蠻勁的台灣人，乃想出簡易的駕駛裝置，操作人可坐在耕耘部的上方駕駛。當然這種裝置非農機 工廠的標準產品，而是由農民委託一般鐵工廠代勞製造的產物，何時何地首先出現已不可考了。這種馬戲般的駕駛耕耘機景色，可能只有在台灣始可看到吧。當然，有時候難免 也會險象環生，惟在愛拚的台灣人眼中，也就見怪不怪了。

五十(1960) 年代初期起，耕耘機業界呈現一遍榮景，尤其台日合作工廠欣欣向榮，員工待遇比一般公教人員高出以倍計，宛如現在的電子產業一般，頗令 人羨慕。如設廠在台北的中國農機公司投資六千萬元，而在同地區的三陽汽、機車製造廠當時大概只有一百萬元的投資額吧，當時不過是生產腳踏車的磨電燈而已。當年中國農機 公司雄心勃勃，招兵買馬，也設有研究發展單位，聘請台大高坂教授為兼任主任，吳維健為專職副主任，另雇用台大、成大、台北工專、農校等畢業生，以及配合技術工人共約二十 人從事農機研究發展工作。以當年的農機研究陣容而言，在台灣可能是數一數二最堅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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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農機研究，如前述農復會已在台大舉辦農機專修班，培養了農機人員回到原崗位從事農機之研究和推廣工作。不過，五十(1960) 年前後，農復會本身 的農機工作人員動態倒是不甚穩定。如前述，首先引進耕耘機的馬逢周技正於五十年前後離職，離職前於四十九年聘任畢業於台大農機不久的李廣武為助理（ASSISTANT），不久 他又到台大來找張舉珊講師，剛巧張講師即將升為副教授而不願遷就，乃推舉我轉任到農復會服務。那時，我由美國進修返台大而專任講師才兩年光景，也感到學識、經驗均不足 應付農機重要職位，乃與張講師商議推薦吳維健出馬。我們一齊到中國農機公司找到吳維健，他倒一口答應，但附帶有一落日條款為必須由我接替他出任中國農機公司研究發展 室副主任一職，否則蕭錚董事長也不會同意放人云云。事實上，如為薪金收入計，兩項職位薪資倒差不多，只是意識到推出吳維健到農復會對農機界較有利，結果是我也只好轉移 工作崗位了。吳維健技正 （SPECIALIST）赴任後不久馬技正離職，而不久於1962年9月李廣武也相繼辭職赴美進修，農復會乃向台糖公司挖角聘請藍章華為高級技正 （SR.SPECIALIST）。吳、藍兩人共事時間不長，兩人又先後辭職，吳前赴多明尼加隨台大趙連芳教授為團長的農技團服務；藍則轉移到某貿易公司落腳了。吳離職前推薦李廣武 同班的蘇昭山出任農機技佐（JUNIOR SPECIALIST），不過1965年他也要赴美進修，剛巧吳維健由多明尼加返台，本欲安排他返回農復會服務，不過，吳希望返回中國農機公司 服務。蘇君不得已乃找到我，一方面，我在研究發展室的主任職位也正好交還給吳學長了。如此這般，繞了三年半一大圈的時光，結果我還是轉任為農復會的農機技正 （SPECIALIST）了。只是當時蕭錚董事長也不輕易讓我離職，商請由農復會借調方式先報到，事實上當年（1965年）美援停止，農復會面臨能否繼續存在的局面。就是如此安排， 我一跨入其門檻，經過農發會、農委會，一待下來就是二十多年的歲月，世間事真難料，這是後話。

以上不厭其繁的描述早年農復會的農機人事動態，乃藉此強調早年農機人才的缺乏，同時也可說明農復會人事的靈活安排，負責技正的意見頗受重視的 情況，在今日民主化、官僚化、僵化的環境下是不可能的吧。另一方面，由以上故事想引伸一件與早年農機發展有密切關連的秘辛案件。鑒於當年農機人才的不穩，農復會的農機 計畫差一點遭遇被停辦的命運，這是數年後當時的沈宗瀚主任委員親口告訴我才知曉的。當時因為在農機人才缺乏而流動太快，留不住工作人員的情況下，又看不出未來農業 機械化的願景，所以乾脆要停辦此項計畫。又遇到「台灣農業機械化無望論」在作祟了。幸好，當時主管此種計畫的植物生產組劉廷蔚組長力保此項計畫，而他所提出的理由竟然 是未來反攻大陸後需要推行農業機械化。因此，農復會必須有專家繼續研究並注意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早年全國在反攻大陸的國策下，他所提的理由不但是充分且無人敢反對的了 。以上秘辛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沈主委由鄉間考察回來遇見我，他說﹕「彭啊！你成功了。鄉下到處可看到耕耘機。本來我們想要停掉此項計畫的，就是劉廷蔚反對，什麼 為了未來反攻大陸的需要。你要辦一次簡報會，把劉也請來聽，當時是他的主張」。當時劉組長剛退休不久，後來如何已記不清了。無論如何，當時在農復會雖然保住了農機計畫， 不過其年度預算則被削減，每況愈下，到我赴任時僅剩下九十多萬元而已。五十(1960) 年代以前，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所有經費幾乎全賴農復會的支援，由此可見其重要性。 可喜的是，苦盡甘來，六十(1970) 年代起，不但農復會（六十八年三月改制為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上下有關人員全力支持農業機械化工作，中央政府也大量出錢出力，各界 都大力支持，而適時地推出插秧機、聯合收檴機、乾燥機等使得農機呈現一片榮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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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機為台灣農業機械化打先鋒，隨著推廣數量增加逐漸替代了耕牛。原來四十多萬頭耕牛，到六十(1970) 年代末期只剩下七、八萬頭了。雖然機械力 逐步替代了畜力，不過操作農民仍需跟在機械後面行走，仍然非常辛苦。原來，我們跟著日本人叫耕耘機為POWER TILLER，在歐美稱為園圃用曳引機即GARDEN TRACTOR, 我們 當作本田用的主力農機，在歐美人眼裏不過是住家前後院用的小玩意兒而已。許多東南亞及其他開發中國家人士稱呼耕耘機為PEDESTRIAN TRACTOR，名符其實的步行曳引機與 一般乘坐式農用曳引機區隔了。所以，有西洋人說﹕東方農民雖然利用農機，但需跟在後面行走，仍為走的農業（WALKING AGRICULTURE）。雖然，當年台糖公司農場已有少數曳 引機，應屬坐的農業（RIDING AGRICULTURE），但觀念中，始終不敢讓大型曳引機下水田作業。我到農復會服務經過五、六年，農業機械化工作已受到政府及各界的重視，農機 訊息經常見報，也引起歐美廠商的關注，時常有國外業界人士來訪。有一次，與澳洲來的廠商（HORWARD廠牌）討論大型曳引機下水田作業的可行性時，他出示在馬來西亞水田利用 曳引機情形的錄影帶，顯示現代大型曳引機可兼用於水旱田。雖然，早已知道日本製的小型曳引機可用於水田作業，不過因馬力太小，作業效率尚不及大型耕耘機，而不受歡迎， 結果始終未見推廣。五十九(1970) 年左右，我與台糖公司袁夢鴻總經理和郁英彪協理等同赴馬來西亞考察，實地瞭解當地使用大型曳引機在水田作業情形，而確定其可行性。

民國六十(1971) 年，農復會為提高台灣小農經營效率，提出一項大膽的計畫，即「促進農業經營現代化實驗區計畫」。該計畫水田部分在彰化縣花壇鄉， 規劃一百公頃水田毗鄰田埂予以打破重劃，適合於大型農機作業。整地用採七十馬力級的JOHN DEERE JD-2120型曳引機，搭配HORWARD 70E型迴轉犁；育苗則採用共同育苗法 （這是台灣專業化育苗中心成立之始），並用兩行式動力插秧機、聯合收穫機及乾燥機等。農復會由該計畫轄區內挑選適當農民予以農機使用和保養訓練及少數育苗和田間管理 人員組訓，其他大部分農民則輔導另就他業或安排副業。該項計畫在當年教條式的體制下，被譏為人民公社而遭非議，不過農復會非政府機構，一般批評也無可奈何的樣子。 由於這是主任委員親自領軍督導的計畫，而李登輝總統當時還是一個農經技正，參與計畫的評估工作。起初，一切工作進行很順利，包括農民組織、田區規劃、農民訓練、到水田 整地都順利完成，一直到共同育苗時，播種後數天開始綠化尚稱正常，正慶幸初步成功時，忽然傳來所有秧苗一夜之間枯死泰半的壞消息。趕緊動員植物病理專家研究，結果發覺 是秧苗立枯病作祟。當年小規模育苗時，從未遭遇過這種病變的經驗。後來只好注意消毒重新育苗，但已誤農時，結果那一期水稻收穫量未能達到農復會計畫初保證的產量，只有 賠償農民的損失而宣告該計畫結束了。另外，為執行該項計畫，一位台中區農改場的稻作專家陳懷修先生日夜匪懈認真工作，而積勞成疾不久病逝是該計畫另一項憾事。由以上敘 述，大家自然可想像到所謂農業現代化，實質上是在小農制度下主要利用大型農機的嘗試。上述失敗主要導因於大規模共同育秧的失策，理因由主其事的農機技正負主要責任， 不過農復會主管當局並未怪罪下來，而由主任委員親自一肩挑，宣稱既然是實驗不是成功就是失敗，既非故意，自然無罪。這也是當年農復會的可愛處，使負責技正敢放手做事的 緣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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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計畫表面上以失敗收場，惟當地地方政府與農民組織，後來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工作，次年我再訪該地時，有一位鄉公所的課長欣然面告稱﹕農民 都能按當初理想合作無間，大型曳引機照常運作，當初計畫並未完全失敗。至少我當時已能確認大型曳引機可勝任在水田中作業。乃於六十一(1972) 年向農復會研提計畫補助 台中縣新社鄉的農林廳種苗繁殖場成立「農機代耕中心」，並獲得該場莊紓場長及游祥芳等農機工作同伴的支持與合作。據該場報告，該代耕中心於六十一、二(1972,73) 兩年內 代耕面積高達三千多公頃。六十二(1973) 年中期，該場為配合雜糧增產政策而業務繁忙，乃獲得台南棉麻試驗分所季景元所長的同意，將大部分代耕機具移交給該分所，由陳梯 全主任等農機夥伴執行代耕工作。由於棉麻事業在台灣日漸萎縮，該分所業務縮小甚至準備關閉，因此，農機人員可全力投入代耕工作而成果斐然。其後在農復（發）會、農林廳等 輔導下，在民間紛紛成立代耕中心五百多處乃至目前仍有四百多處，而每年進口約千台的大型曳引機，儼然成為代耕主力了。這是後話。

話說回頭，利用大型曳引機搭配迴轉犁從事稻田代耕示範之初，農民看到如此龐然大物時，非但不接受代耕 , 連進入其田區都遭到拒絕。不得已，只好 採取利誘措施，首先免費，緊接著僅收一半代耕費（如當地耕耘機代耕每公頃收費兩千元時僅收一千元）的辦法來引起農民興致。未想到此辦法奏效，不久申請代耕農民應接不暇， 很快地耕耘機代耕業者跟進，逐漸可看到水田裏大型曳引機的影子了。更未想到曳引機逐漸淘汰耕耘機，一如過去耕耘機替代耕牛一般。很無奈的是，此舉影響了國內耕耘機的 產銷，當景氣鼎盛時期每年產銷耕耘機曾高達一萬台以上，曾幾何時每況愈下，最近已降到數百台之譜，風光一時的台日合資工廠不是關廠就是淪為進口曳引機等農機以求 生存了。由農業或農業機械化的立場，採用高效率農機以降低生產成本俾利農民和農業，這是很無奈的結局吧。

這種在台灣成長而成功的代耕制度所用的農機，包括整地、育秧、插秧、收穫、乾燥等作業所需農機和設備均往大型化、高效率化發展，可惜大部分國內 農機製造業者，除了乾燥機製造廠外卻未能把握此脈絡，未能跟上時代潮流，而自廢武功至為可惜。不久前，造訪三久公司時，該公司林榮郎董事長感嘆曰﹕「政府推展農業機械 化是成功了，但國內農機工業卻未能繼續成長受益。」

綜合言之，由專業代耕者採用大型化農機，包括﹕曳引機、乘坐式插秧機、聯合收穫機等都能讓農民坐著操縱，台灣農民已由走的農業邁入坐的農業領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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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早年台灣農業人口眾多，無人敢提出以機械力取代人力的建言。因此，首先以精耕增產需要而補充畜力不易為由，才產生引進機械力來補充畜力 不足的考量。甚至有人提出為未來光復大陸之需要而推行農業機械化的儻論。

曾幾何時，台灣經濟隨著三、四次成功的國家級「四年經濟建設計劃」，而使台灣由農業為主體的經濟邁向工商服務業為骨幹的結構，農業勞力大量向工商 業或都市遷移，因而農業逐次陷入勞力不足與老化的窘境。如前述，農業就業人口由四十(1950) 年代佔總就業人口的60% 以上而逐年降低，不過，實質上農業就業人數卻未減反 而仍微幅增加。一直到民國五十九年 (1970）為農業就業人口不但百分比降至36。7% , 而實質就業人數開始由最高峰下降。

那一年(1970)，剛巧國內開始推廣插秧機、聯合收穫機，而國產箱式乾燥機研發成功的一年。這些農機完全以替代人力為主而與畜力無關了。

那一年是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關鍵的一年。

那一年，中央為振興農業與農村，訂定「現階段農村建設綱領」採取一連串有效行政措施；又鑒於為確保農村勞力為首要考量，通過實施「加速推行農業機械 化方案」為第一個四年計劃的一年。

那一年，政府過去似乎已累集些財富，財政稍寬鬆，首次由中央撥款直接對農業的投資，乃有現階段農村建設綱領的行政措施。由農復會運用中美基金一肩 挑起台灣農業改良計畫的時代則幾近尾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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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那個時候由於美援已停止數年，農復會只能小心謹慎地運用極小部分中美基金孳息（大部分由經濟建設委員會運用於工商業投資）。故農復會主管 長官在已捉襟見肘之際，聽說有一次被通知指派代表到立法院備詢。因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那位代表向立法院老委員們報告了農業的重要與窘境，同時說明農復會努力改良 農業的成效，大獲老委員們的同情與讚賞；不過最後被詢及農復會尚缺多少經費時，他可能心慌脫口而出大約需一億元，逗得老委員們哄堂大笑，這簡直是小事一樁，當場一致 同意。不過這是好的開始，乃有接著「現階段農村建設綱領」的提出。如當時那位代表獅子大開口嚇倒老委員們，不知結果演變成何種局面了。從此以後，農復會每年編列預算申請 經費，主任委員也如同其他政府部門的首長們需率隨員出席立法院備詢。不過，據說農業預算所佔中央總預算比率實在太小，加上沈主任委員以浙江老鄉音報告，常常語焉不詳， 弄得老委員們模不著頭腦，只好每年都輕易照案過關，這是後話。

話說上述農村建設綱領的研提方案，自然落到農復會技正們的頭上，雖然經濟部下設有農業司，但其組織規模太小無法勝任，故針對該綱領分別由各領域 專家研提方案。事實上，當年農復會確實扮演了農業部般的功能，只是無行政指揮權，對各級政府自然無管轄權，不過技正們都以專家自居，宛如導航者的地位，也倍受相關單位 和農漁民們尊重，因此推行業務頗為順遂，比起民主化後的現在更能發揮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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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綱領下，我最先研提「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四年計畫，第一年需農機低利貸款基金三億四千萬元，另加四年農機補助款等需一億元。當然其他 各領域技正也相繼提出方案，如土地重劃方案需兩百多億元，水土保持、畜牧業、漁業等所提預算都幾近天文數字，農復會當局一時不知所措，結果只好最優先推出「加速推行 農業機械化方案」首先獲得行政院通過。該方案要點摘錄如下﹕

總方針﹕暫以四十五萬公頃耕地為目標，預定於四年內次第達成機械化作業，並運用台灣農業高度集約經營及多季生產作物基礎，按照農業環境與農業 產品分布狀況，鼓勵每一區域專業化農產品之發展，並促進區域企業化經營，以提高農業投資效益，增加農民所得。

農機推廣目標﹕預定於四年內共推廣各類農機十二萬台，除以耕耘機為主外，並鼓勵農民大量採用插秧機、聯合收穫機、動力割稻機、切草機等新型農機具。

降低農機成本﹕輔導國內農機製造廠降低生產成本，減低出售價格，提高農機性能及加強辦理保養修理服務。核准進口之製造農機零件比照漁船引擎進口 辦法免徵關稅。農機用油亦按漁業用油予以優待，將其差價專戶提存，作為農機推廣費用。

農機資金籌劃﹕估計四年中，共需貸款資金最高額約為新台幣十五億元，除在國內盡量籌措外，擬向國際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國內由土地銀行、合作金庫、 糧食局及農復會等機關分別籌措。

加強農機推廣服務﹕增設鄉鎮農機推廣服務機構，鼓勵民間共同購買農機並舉辦代耕代營業務。同時輔導民間農用航空作業之發展。

加強農機試驗研究與訓練﹕籌設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從事於基本研究與發展適合於台灣之各種農機，並協助台大農業工程系農機研究所及各農機試驗 單位，羅致及培養人才與充實設備，其經費由國家科學指導委員會協助，同時加強農民使用機械訓練。

農機與其他農業措施之配合﹕推廣農機時與土地重劃、農田水利、改良技術綜合示範、共同經營等各項措施，相互配合辦理，以收更大效果。

配合農機推廣設置現代化農業經營實驗區﹕依農業環境及農產分布狀況，選擇適當地點設置各種現代化農業經營實驗區，以推行農機為主，配合其他各項 農業改良措施集中改進，作為現代化農業經營之範疇。

推行機構之組設﹕由經濟部、農復會、會同省政府及有關機關組織推行委員會，並由經濟部擔任召集人。

以上方案中最重要的為籌措資金問題，當年研擬該方案需十五億元，尚且需擬向國際金融機構申請貸款，何況研提以百億為單位的方案，則長官們的頭疼 可想而知了。事實上，當年我們仍為聯合國會員國，政府為此確實向世界銀行提出申請農業機械化資金貸款，該銀行派數位黃、黑、白評估專家來台，我奉命陪同他們由北到南 考察一番，結果好像條件談不攏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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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劃及執行上述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經濟部於五十九(1970) 年四月成立農業機械化推行小組，先後由經濟部張研田次長及楊基銓次長為召集人， 聘請經濟部農業司司長、工業局局長、石油公司總經理、台糖公司總經理、農復會秘書長與植物生產組組長與農業信用組組長、經濟設計委員會、農林廳、糧食局、台大農學院、 輔導會等機關首長為委員，開會決定農業機械化的推行政策。我兼任該小組執行秘書，參與各項計劃之研擬與執行。另外，副執行秘書由農業司林炎歡技正兼任，他有兩位年輕 助理王茂剛和陳晶幫助，許多推行小組相關庶務都由他們協助處理，我則在農復會約聘台大張漢聖講師兼差外，別無幫手，平常除了每月到經濟部開會外，一直坐鎮農復會運籌 惟幄，倒是諸事得心應手。

該方案之執行由五十九(1970) 年七月起至六十三(1974) 年六月止整整四年，原計畫中有關農機生產成本與出售價格之降低，農機資金之籌措，推展機 耕服務與試驗研究訓練之加強，農機一貫作業效益等計畫要項均大體上一一付諸實施。不過，原擬籌設之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卻因故未能實現，一直拖許多年以後才設立小規模的 「財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簡稱農機研發中心），留待下回再述明原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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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農機試驗研究與訓練，在「加速推行農機機械化方案」中，原有籌設「農業機械化研究所」之議。這是仿效日本訂定「農業機械化促進法」時設立農業 機械化研究所（後來擴大為生物系特定產業技術研究推進機構，簡稱生研機構）的想法。不過，推行小組的有些委員認為研究所過分強調基本研究，而重點應放在發展方面，乃把 名稱改為「財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

當年推行小組本身年度經費主要由經濟部負責籌措，該部則請中國石油公司負責支應。事實上，農機化方案中也明列中油公司將農機用油予以優待，其 差價專戶提存。當時中油公司胡新南總經理亦為該小組的委員，每年度研提計畫預算時，他都十分慷慨的同意。

不知何故，可能會計年度關係，研提第三年度小組計畫時發覺該小組預算居然多出一千萬元，我當時提案應運用此一千萬外，另募捐一千萬共兩千萬元為 農機研發中心的基金，獲得各委員一致同意。我即刻發動募捐活動，當時適逢農機工業的鑽石時段，新台灣農機公司何榮庭董事長率先響應，一口答應捐出兩百萬元，另加該公司 在高雄縣岡山縱貫公路旁兩公頃多土地和兩棟二層樓房為農機研發中心之基地。接著大地菱農機公司劉頂振董事長允諾捐款一百萬元，其他規模較小者也踴躍捐款，如三久公司 （當時規模很小）林榮郎董事長答應首次捐獻三十九萬元以回應三久之意，令人印象深刻。為留下記錄並感謝熱心捐獻的其他廠商和機關，列舉名稱如下﹕台灣省農工企業五十萬、 順光五十萬、國華三十萬、榮順十萬、國際十萬、嘉林五萬、大田一萬、台灣汽車五千；廠商以外，土銀、合庫、糧食局、公賣局、中油、台糖、台北市建設局各五十萬，農林廳、退輔 會各二十萬、省農會五萬元。首批募捐共得八百九十萬五千元，以將近三十年前的當年來說算是很不錯的成績了。

第二批募捐則一直拖到中心即將成立的時候，大約在民國七十三(1984) 年，捐款者有﹕台銀五十萬、野興五十萬、佳農二十三萬、端翔十萬、力達五萬、 大發五萬、銓原二萬、建凱二萬、立佳一萬、吳維健一萬，本階段共募得一百四十九萬元。

首批募捐任務自然落在推行小組執行秘書的我頭上，非常感激當年他們慷慨解囊的義舉，不過也有很大的遺憾就是我最接近的單位卻未能共襄盛舉。例如， 中國農機公司為早期的農機業龍頭老大，到六十(1970) 年代因經營不善，已嚴重陷入財務困難，已開始遣散人員而自顧不暇，遑論捐獻了。其次是我的服務單位，我向當時的 李崇道秘書長稟報，他說﹕「老彭啊！別提財團法人了，什麼中心了，好不好。我聽到什麼中心就會起雞皮疙瘩，我們的什麼養鴨中心、亞蔬中心等讓我們頭疼死了。」（大意是如 此）。當然捐款免談了。

平心而論，李秘書長似乎也非全然反對農業機械化，而可能是以管家的心態思考問題。譬如，有一年我研提一千萬元計畫補助台大興建農機館，這一次卻 輪到我的頂頭上司黃正華處長提出異議，他提不出反對理由，就是不肯簽字，反而李秘書長原則上同意，他私下要我向黃處長力爭。我乃向黃處長說，農機化方案中明列協助台大 農工系農機研究所充實設備在案，而他卻說方案中載明經費應由國科會協助，再說方案中也未列明一千萬元，力爭結果是減半為五百萬元了。據說，另外五百萬元被黃處長挪移給 種苗繁殖場，補助該場興建了一棟三層辦公大樓。

本來依原先規劃，當年一千萬元可在現在台大農機館址上興建四層更寬的大樓，第四層歸農機研發中心使用的安排。減半以後的五百萬元也非小數目， 棄之可惜，當時農工系施嘉昌系主任乃以五百萬元為基數向學校當局力爭兩百五十萬元為配合款，終於興建了現在的三層農機館大樓，自然歸農機研發中心使用的第四層無翼 而飛了。雖然不滿意，但尚可接受。農工系機械組獨立成系已有棲身之所了。因此，施主任乃有感而發說﹕「農復（發）會植物生產組的彭添松一人對母系機械組的貢獻比水利組 的一夥系友對母系水利組的貢獻還大」云云。事實上，上述施言也未必持平，因水利組涵蓋範圍大，對象機關多，且時機也不盡相同。儘管如此，台大農機系同仁仍有人私下批評 我對台大研提年度計畫支持度遠不如他校或其他單位等。譬如，我每年研提支持興大黃陽仁教授研發花生聯合收穫機達十多年，跨越農復會、農發會、農委會三代，可能打破記 錄吧。不過，那是特殊個案而非通案，反正每人有個人尺度而看法、想法不同，這就是民主化後的多元現象吧。上述三層農機館大樓由農政單位補助興建，其實四十(1950) 年代 初期，就由張舉珊講師研提計畫獲得當時農復會馬技正的支持，興建了兩層現在的農機二號館，該館建築工程費二十萬元，全額補助，台大農機同仁可說甚早就得天獨厚的了。

話題要轉到第二批募捐農機研發中心基金，為該中心正準備開辦之際，那時吳維健技正已回到農委會服務（他總共三進三出農復會、農發會、農委會）， 勸募工作就落在我們兩人肩上。例如，台銀捐獻就是他運用了當時台銀何顯重總經理的姻親關係，吳技正本身也捐出一萬元，是惟一的個人捐獻了。雖然，當時內定為該中心兼任 主任的張漢聖教授（本職為台大農機系系主任）向我提議也要一齊響應，不過我未呼應，一則小金額於事無補，再則如我們也加入個人捐獻行列，則吳技正的惟一性就失去意義了。 無論如何，張教授的心意還是應在此予以披露。

農機研發中心於七十三(1984) 年成立以後，由業界、機關、農機同仁等陸續捐獻甚多，如三久、三升、利光、大地菱、建凱、豐洲、益農、鴻伸、萬得富、 兩和、佳農、最好、新酉、卓美、農機公會、台北市農會、桃園水利會、台大農機系多位教授等每次捐款情形均刊登於「台灣農業機械」雙月刊上，在此不予以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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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頭，我們為籌設農機研發中心正慶幸首批勸募基金順利時，也擬將推行小組剩餘款一千萬元納入基金作業，當時的推行小組召集人為楊基銓次長， 他為官小心且事關金額不小，他建議推行小組應具文呈報行政院核示。

當時行政院蔣經國院長力圖改革政風，採取多項行政措施，並推動十項國家級重大建設使台灣面目一新。台灣經濟起飛，可說由他領導中央開始。他出任 行政院副院長時，適值能源危機就有兩三年暑期規定公務人員上半天班（八點到下午一點）的創舉。又為杜絕公教人員濫權及矯正生活靡爛，禁止出入聲色場所，喜慶宴客不得超 出十桌，聚餐採梅花餐，以五、六樣菜色為限等等。一時公教人員莫不小心翼翼應對，政府機構氣象一新。蔣院長為籌募十項重大建設所需龐大經費，據說到各地舉辦早餐會報， 召集各地富商豪紳認捐，如某富豪認捐二十萬元，他就在認捐數目後面追加一個零變成兩百萬云云。我們升斗小民未身歷其境，到底如何，只是傳聞而已。無論如何，蔣院長為公 的幹勁與操守無人敢懷疑，即使反對當時高壓白色恐怖的人士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作為。

如上述政治氣候下，楊召集人的小心處事，應無可厚非吧。我們依指示呈文行政院請示，從此石落大海，無聲無息，無人敢再提問。本來行文時，李登輝組 長（農復會時代）剛進駐行政院獲聘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不久，為蔣院長農業方面的重要幕僚，我乃約林炎歡副執行秘書等驅訪李政務委員，有意請託。李政務委員為老學長又是老 同事，且他對農業機械化有興趣，早期乃有些公私情誼。他目前已從總統寶座退休，我過去一直未聯繫他，現在更無攀龍附鳳之意，只是為增添一點茶餘飯後話題，我不妨藉此將 我們的交往情誼說清楚講明白。

李技正（升任農經組組長前）時期，有一年他邀請一位美國康乃爾大學就學時的日籍同學工藤壽郎博士（日本東北農試所服務）來台研究台灣農業機械化 兩個月，因此三人經常見面，我常陪同工藤博士為李技正夫婦的座上賓。就是後來工藤博士每次來台我也常被請去作陪，一直到李前總統擔任台灣省主席才斷了線。有一次他約 我同去練習打高爾夫球，我一向缺乏作官的企圖心而未依約奉陪，如一直交往下來說不定後來弄個一官半職也說不定呢。事實上，他住在台北市大安路公館甚久，而我家就在 瑞安街不過兩三分鐘的路程，我一直未高攀，反而早年我還幫過他小忙，替他的一位表弟找事三次之多。

話說五十五(1966) 年左右，有一天上班時，李技正在農復會舊大樓（已拆除）大門前遇見我，他說有一個張表弟係日本早稻田大學機械學碩士，可否介紹 工作。我一聽是日本留學生，馬上想到台日合作的中國農機公司，乃毫無遲疑滿口答應安排。我立即介紹張表弟去見當時該公司研究發展室的吳維健主任，毫無疑難即時上班。 可是好事多磨，未幾該公司經營每況愈下開始裁員，張表弟親自來找我，無巧不成書，剛好因某種機緣我認識一個日籍貿易商，他希望找懂日語的機械工程師，張表弟不費吹灰 之力又找到了落腳處。不過他的職位仍非一勞永逸，不久該貿易公司南遷高雄，張表弟隻身前往，只是思家心切每週末南北來回奔波，夫妻雙方有些吃不消，這次夫妻倆攜來 一瓶XO洋酒拜託設法北調。真是吉人天相，由於當年一窩蜂農機熱，台隆工業公司（機車廠，後來改名為台鈴）負責人黃政旺董事長為我的成功中學學長，他有意生產耕耘機， 來託代為延纜一批農機人才，張表弟順利成章為當然第一人選成為台隆人，好像從此一勞永逸，因為再也沒有出現過我眼前。

當時除了推介張表弟外，尚有我的台大同班鍾秉權，另外吳漢筠，陳嘉臣（同事陳嘉吉的親弟）等都成了台隆人，不過吳君未幾離職他就，陳君則不久病逝， 鍾君年屆七十，黃董事長仍不同意他退休。我在農復會服務期間適值農機的鑽石時段，人脈豐富，因而有機會推介後進不勝枚舉，除特殊印象者外，如當事人不提當年事，我已 記憶模糊不清了。

話題又要拉回來，我熟悉李政務委員，相信他對農業機械化的認識，他應會幫忙，乃攜件前赴行政院拜會；李政務委員新官上任，一口答應極力促成，立即 找來熊參事（名字已記不起）囑咐收到呈文後優先研辦，並以玩笑的口吻說﹕「熊參事做事能幹，他即將退休，如中心成立他可以幫忙。」我心裏暗忖如核准千萬元，這是只賺不賠 的生意，所以滿口答應表示歡迎。熊參事的確幹練，他為了解內涵乃索取必備資料，顯示他的企圖心。只是我們呈文後一直不見下文達年餘之久，我們猜想可能熊參事花太多時間 簽注意見，或上級太忙優先處理國家大事，而無暇顧及農機小問題吧。總之，拖了很久終於有了批文，只是其內涵模稜兩可，大意是﹕「農業機械化工作非常重要，有關設立農機 研究中心一案應全盤考量。」到底上意如何，無人敢追問下去，就是如此延耽下來。

一直到六十六(1977) 年，蔣院長在立法院宣布﹕政府繼續推動十二項重大建設，其中之一為﹕「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此時我們 始恍然大悟而大膽猜測，可能我們當時提供許多農機資料，過分強調農業機械化的重要性，而熊參事大作文章，使上級有了全盤考量。以上來龍去脈純屬憶測，因我們基層工作 人員無緣參與國家施政大計無法憶測天機。無論如何，農機研發中心的設立案，就如此遙遙無期，暫採觀望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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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六十二、三(1973,74) 年間勸募農機研發中心基金以來，一晃就是十年，因中心始終未見成立，而農機界景氣每況愈下，新台灣農機公司何董事 長首先發難，來電要求退回當年所捐款項；又該款項由當年推行小組委員之一的台大農學院劉棠瑞院長保管，後來隨著院長更迭交到我的台大同班陳超塵院長（大二時由農工系 轉到農經系）手中。他跟我提議如不成立中心，基金本息已累積近兩千萬元，乾脆考慮成立農機研發基金會，將孳息用作獎勵研究云云。

在這種裏外雙方逼迫之下，無論如何須依當年規劃創立中心以符合原捐款宗旨。加上當時我決定提前辭去農委會公職，乃與吳維健技正和鄒瑞珍技士 （現任農委會資材科科長）商議排除萬難，儘速籌辦中心成立事宜。好在當時蔣院長已貴為總統，李政務委員也高升為副總統，天高皇帝遠，應無人會理會陳年往事，我們乃找出 舊檔案，於七十三(1984)年五月二十四日假台大農機系召集捐助人舉行成立大會，通過捐助暨組織章程，選出第一屆董監事組成董監事會，我以最高票當選董事，並選出大地菱 農機公司負責人為第一屆董事長，張漢聖教授為兼任主任及聘請任昌榮先生（剛由農委會退休）擔任秘書兼會計，農機研發中心於是正式揭開序幕。

我於七十五(1986) 年初辭去農委會，同年三月離台赴美，其間義務到中心幫忙，並於該年元月間負責籌辦「台灣農業機械」雙月刊創刊號，並敬請李副 總統在該刊物刊頭題字，同時惠賜創刊辭。

有關該中心成立後的活動與工作成果，於該中心成立十週年紀念時出版專輯，已留下完整記錄，本文就省略不記了。只是該中心成立後八年，我因緣際會 又加入該中心成為其中一員，且服務達八年之久，這是當年作夢也未想過，大概就是所謂人生如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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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機械與其他機械最大的不同點，為季節型密集使用和操作人為非技術人員。因此，操作人的事前訓練與農機故障時的緊急處理頗為重要。換言之， 有效利用農機必須做好售前、售後服務工作。為落實此項工作，農復會於五十五(1966) 年起補助農林廳輔導地方鄉鎮農會或公所設置「鄉鎮農業機械化推行中心」（簡稱農機 中心），由計畫項下新建農機修護站一座，並雇用兩名技術人員，每人全額補助一百西西機車一台，直接從事為農民修護農機，同時訓練農民使用與保養農機以及各項農業機械化 推行工作。

因農機中心人員由農復會計畫項下雇用，從事非營利性服務，直接有助於拉近農民對農會的向心力，如宜蘭縣壯圍鄉農會因設農機中心而其信用部的 存款大增，即屬一例。另一方面，由於農機中心技術人員待遇遠較農會編制內人員為優（月薪一千八百元），故有不少人由農會服務單位跳槽投入農機中心工作行列者。因此， 招考時競爭者眾，曾召募一批二十人竟然有四百人報考，錄取率甚低，不亞於大專聯考。

另外，由於此項措施培養了不少農機技術人才，後來隨著國內農機工業的興起，逐漸吸收這一批人才，算是政府培養了晉才為楚用了。也有一部分人員 習得技術後，自立門戶，後來國內的「農機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就可窺視其影響一斑了。甚至有一小撮技術人才自行創業，從事農機製造業者，如朴子農機中心技術人員 邱德旺君在當地自創亦祥企業公司，為國內水稻育苗機械製造的翹楚，對國內水稻育苗事業做出重大貢獻，即為一例。

農機中心之設置在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四年計畫項下推展迅速，至六十七(1978) 年時約有五十鄉鎮設立農機中心，不過隨著國內各農機廠商為 爭取顧客自行加強在各地設置售後服務與代銷據點後，半公營的農機中心逐漸減弱其競爭力，算是已達成階段性任務，目前剩下者已寥寥無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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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酷暑或嚴寒風雨無阻，農人彎著腰把秧一株一株插入泥濘的水田中，無疑是一項重勞動。現在鄉間已幾乎看不到這種昔日風光了。為解決此項農 作業，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投入此項研發工作，想創造出一種插秧機來解救農民疾苦。早年在日本農業界流行一句話﹕「為發明插秧機者塑立銅像」，可見大家對插秧機的殷切 渴望並顯現其高度困難的一斑。

在台灣於二次大戰後，有彰化人試作一種手拉式鋏苗插秧機，有一架樣品機存放在台大農具陳列室，為成秧洗根後鋏植的設計。四十(1950) 年代，先有 台大金城系主任和我的同班黃國彥助教試作手拉式重力落下式插秧機及其配合用秧田取秧機；後來又有農業試驗所譚奇才技士創作插秧機獲得新型專利。這些插秧機的構思在 原理上大多與日本無數發明家一樣，一心一意要把人手慣行插植動作改用機械操作的想法，即田間取秧和插植兩項操作分別用機械來代替；惟兩者即使勉強可實用，而欲把兩者 聯合作業時就無法突破瓶頸。所以，真正可實用的插秧機出現前，有人戲稱﹕插秧機的研究已達九成的程度，不過還有一成的困難度比九成還難。

在日本真正可實用的插秧機的創始人為關口正夫先生，他既非農機專家亦非農業界人，他從事於育秧和插秧機的研究以前，對水稻生理、施肥、土壤性質、 插植法、株數、秧數、插秧深度等都完全不懂的農業門外漢。他在農業專家和農機專家的指點和協助下，無意中找到創造插秧機實用化的方向；真是應驗了無意插柳、柳成陰的 諺語。

關口先生因是農業門外漢，反而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完全摒棄慣行成苗移植的作法而採用了稚苗移植法而獲得突破。原來，日本於二次大戰後，為 戰後復興安定國計民生，必須設法稻米自給自足，而稻米增產必須培育健康秧苗且需早植為重要課題。為早植則必須提早育秧，在日本寒冷氣候下自然困難重重。此時，農林省 農事試驗場場長寺尾 博博士，聽說長野縣農事試驗場的松本順次技師，由養蠶的飼育箱得到靈感，從事於水稻稚苗的保溫育秧法研究，乃委託電力中央研究所的農電研究所， 設計利用電熱加溫製造小型溫室來培育稚苗的實驗。

某種機緣，關口先生訪問了農電研究所，他當時正服務於三晴工業會社的電氣課，自認該項實驗很合適他的研發工作，乃承攬該項研究。經過多次實驗， 終於完成可自動溫度控制的電熱育苗器，為長1. 5公尺、寬0. 8公尺、高1. 7公尺，可放置七層，每層四盤育苗盤。實驗結果，內部溫度可保持均勻，成功培育出健康的稚苗。 這是由田間育秧轉變為育苗盤育秧的開端。此項電熱育苗器獲得日本政府大力推薦，向全國推廣。台灣引進插秧機初期，也同時引進了該電熱育苗器。在日本有人使用育苗器而 得早期健康稚苗，栽種結果獲得每公頃十多公噸糙米的收穫量，創造日本全國第一的成績。因此，確認早植健康稚苗可得增產的證明。受此成績鼓舞，關口先生自創東京電研製 作所。

1960年，寺尾場長多次訪問東京電研製作所，建議關口先生研發利用育苗盤稚苗用的插秧機的可行性。因此，他到處訪察利用稚苗插秧的經驗，獲悉淺 植確有利於增產的結論。他為回應寺尾場長的殷切要求，乃於1960年末試作落播式人力插秧機，翌年參加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的公開插秧機田間試驗。該試作機即第一號插秧機， 後來被農林省收購留存了。只是該插秧機始終未達推廣階段，但並不表示他就此放棄研發工作。

1961年，寺尾場長又訪問關口先生，建議他設法把育苗盤內的秧苗育成像機關鎗子彈帶般，方便於插秧機移植的試驗，如此就可避開慣行的田間取秧法， 而可獲得實用性的插秧機的可能。寺尾場長說，無論如何拜託，只有關口先生才會聽他的建言，別人都不同意他的想法。如上述，參加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的公開插秧機試驗時， 除了關口先生的試作機採用稚苗以外，其他機型都採用四至六葉的成苗。如前述，採用健康稚苗有利於增產，所以關口先生依寺尾場長的建言，設計使用宛如機關鎗子彈帶原理 的稚苗帶的插秧機。

1961年5月間，他終於完成設計這種插秧機，可惜當時東京電研製作所陷入財務困難，乃被農研工業會社合併，關口先生再也無法主導此項研發工作； 本來可找寺尾場長協助，不幸寺尾場長剛去世，不得已乃尋求農林省相關部門的支援。承農林省的推介拜訪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的三浦 保室長。三浦室長為農機 專家，聽完關口先生說明後，帶著同情的口吻勸他最好不要鑽入插秧機的研究，無疑是當頭棒喝。不過，經過執意要研發完成插秧機的關口先生一再請託，三浦室長不得已乃 請來上司狩野部長，兩人研究設計圖後認為有成功的可能性，不妨請關口先生趕快試作，翌春可代為進行試驗。關口先生想到農研工業會社的財務情況，乃推拖可能趕不上翌春 試驗。現在輪到三浦室長的態度變成很積極，他與狩野部長商議結果，利用該研究室的插秧機研究計畫剩餘經費代為試作稚苗用插秧機，不過請關口先生儘早完成新型專利申請。 那一天是1961年12月6日，為現代日本可實用插秧機誕生的最關鍵日子。約一個半月後（1962年1月18日），三浦室長通知關口先生到研究所要進行田間試驗，結果完全如當初 設計預期成功地把一株一株稚苗淺插植在泥田中。

獲悉插秧機研發成功的信息，農研工業會社即刻從事試作，於1962年3月就完成第一號試作機，參加了農業機械化研究所的公開田間比較試驗。結果其 收穫量超出其他所有成苗用插秧機太多，使得研究所不敢發表比較結果了。農研工業會社得此鼓舞，乃製造五十台示範推廣機，分發全國農事試驗場及篤實稻農家試用。

以上就是可實用的插秧機正式問世的經緯。在這研發的過程中，可看出日本人做事態度的積極與爭取時效的情況。又在這段成功的故事裏，主角為幹勁 十足的關口正夫，還有最初創意十足而指點他正確研發方向，具有慧眼的寺尾 博場長，最後為農機專家三浦 保室長的技術與財務支援，以上三者缺一可能就拖延插秧機 實用化的進程，甚至永遠無法實現插秧機實用化的一天。

農研工業會社示範推廣稚苗插秧機獲得成功後，隨即正式產銷手推式單行的「環流牌農研號」插秧機，而各大農機製造廠受到此激勵，相繼投入競爭陣容， 都摒棄成苗插秧機而改採保溫室內利用育苗盤培育的稚苗動力插秧機陸續問世。不久市面上可看到豆虎牌TA-2型、星牌HRP12型、井關牌P4A型、佐藤牌、野馬牌30-P型及FY-2型、 芝浦牌PRP-2型、大金牌DP-20型及PS-21型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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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真正開始試用插秧機，可朔至民國五十六(1967) 年農復會補助台北區農改場，由日本引進環流牌農研號手推式插秧機，進行田間試驗及示範表演。 經初期試驗結果，機插者雖然穗數較少，但因單位面積株數增加，穗重亦大，故產量較手插者高出許多，又機插工作效率高出數倍。此項初步成績頗令人滿意與興奮。為此，農復會 一方面補助各地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加強示範推廣，一方面鼓勵中國農機公司仿造手推式插秧機。同一時期，台灣省農會率先一口氣進口一百多台推銷，並派三位技術人員 （陳候德、湯換西與魏某）到各地示範表演。當年我還年輕，也隨著大家下水田親自手推插秧機。因機插每株秧苗數較少，且為淺植，故機插後歪歪斜斜，一些篤實農家一時不能 接受，如新竹關西李姓農友竟然把機插後水田重新整平再用手插者，而懶農則反正有人代插樂得清閒，但到秋收時機插田區顯然較手插區豐收，致使篤實農家大感懊惱。不過， 這些了解到機插好處的農家就變成率先接受插秧機的用戶了。

可惜國內仿造品太笨重而未能大量推廣而夭折，而進口的單行手推式插秧機則如前述，因育苗須像條播育成秧片，費時費工，加上手推費力，因此其推廣 僅維持極短時間，很快地被撒播式育苗的兩行式動力插秧機取代。

手推式插秧機如同美利牌耕耘機一般，曇花一現，扮演了插秧機械化過程中悲情的角色。中國農機公司未能因產銷插秧機來紓困其財務狀況，台灣省農會 也因進口插秧機經過許久始勉強解脫（不一定售完），害得省農會再也不敢插手農機事業了。不過，由第一波的示範推廣活動，足夠換起農民大眾對動力插秧機的激情，一時多種 廠牌由日本引進台灣，大約經過五年就達到一千五百多台之譜。利用插秧機可增產已獲公認，隨著大眾消費稻米日減而水稻單位面積產量顯著增加，台灣也步日本的後塵，要 稻田轉作（日本稱為「減反」）了。機械化後引起的後遺症，利害得失到底如何暫且不提，倒是當年日本製插秧機（兩行動力式為主）確實好用，只是其價格也的確昂貴頗令農民吃 不消。為此，我們採取鼓勵國內廠商仿造政策。

起初，業界採取觀望態度，尤其台日合作的農機大廠還冷嘲熱諷，認為插秧機結構太精密複雜，台灣絕無法自製為由而不肯配合。當時我們放話，如國產 插秧機應市，未來僅對國產品補貼農民購置，來吸引廠商投入。六十三(1964) 年左右，有一天，裕農農機公司謝元烈董事長來訪，邀請我去台中參觀他們已生產的二十台兩行 式動力插秧機。為激起他廠也能加入國產插秧機行列，我故意透露此項信息給新台灣農機公司林振益業務經理，他仍一口咬定裕農無法繼續生產，因日本廠商不會繼續提供 重要零組件云云，一副同行相忌又不服輸的心態。

由於國產插秧機的推出，政府採取補助農民購置國產品之措施予以鼓勵，進口插秧機立即大幅削價競銷，於是農民採用插秧機的氣勢大振，六十四 (1975) 年起許多農機廠相繼投入市場，宛如耕耘機市場的翻版一般。主要國產插秧機廠除裕農外，有﹕新台灣、中升、大地菱、中原、力達、永大、新力、九福、松齡等紛紛 加入生產行列。進口插秧機則有﹕久保田、井關、三菱、野馬等四廠牌為主。到六十五(1976) 年時，兩行式國產插秧機一口氣達四千多台，而進口品則幾乎停擺了。六十 (1970) 年代末期至七十(1980) 年代初期為國產插秧機成長的鑽石時段，每年生產量達五、六千台之譜。

可惜好景不長，農民購置插秧機一如耕耘機般，大家都從事代插作業來增加收入。因此，大型化是唯一發展途徑。於是乎插秧機由兩行式擴大為四行、 六行甚至農民歡迎日本進口的七行以上的乘坐式插秧機，而國產品則未能跟上時代需求，逐漸被淘汰出局。目前僅剩裕農牌四行式與六行式步行插秧機，年產不過五、六百台， 奄奄一息了。不幸國產插秧機工業也步耕耘機工業的軌跡走入夕陽領域，所有大型插秧機又歸入日本貨版圖，令人扼腕。不過，由台灣推行插秧機械化的觀點而論，一切順利， 甚至由於水稻育苗中心的成功配套措施，使得台灣有效利用插秧機幾乎可稱舉世無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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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項稻作機械化中，以插秧機械化進展最為迅速，究其原因除插秧機本身的優越性能外，在台灣自行發展頗具成效的水稻育苗中心的配套措施功 不可沒。固然，育苗中心的供苗系統與插秧機巧妙的搭配也非一蹴可及，經過多方面的模索和努力始具今日的規模。

由於機械插秧所使用的秧苗，其育苗法、管理技術與傳統的秧田育苗截然不同，必須以一定規格的育苗盤（長58公分、寬28公分、高3公分）育成。育苗 工作不僅需要較高的技術，且需較多的投資，如籌建育苗作業室、購置播種一貫作業機、育苗盤等設施與器材，若由每一農家個別育苗既麻煩又不經濟。政府在推廣插秧機的 同時即積極補助與輔導農民設置水稻育苗中心，藉機械化一貫作業及秧苗集中管理，以大量育成健全秧苗並降低育苗成本。一般農民可直接向育苗中心購買秧苗，可免除育苗 之麻煩及減少設備器材的投資。育苗中心計畫的推動可分三個階段﹕

電熱育苗室階段（民國五十八至五十九年）﹕五十六(1967) 年由日本引進手推式插秧機，由於育苗方式不同，頓時難於適應，秧苗成活率低，尤其北部 第一期作育苗時易受寒害，需要保溫。雖然引進手推式插秧機的同時也引進電熱育苗器，不過每批培育秧苗量太少，緩不濟急。農復會補助計劃項下，乃於五十八(1959) 年由 台大農工系甘俊二教授並得台北區農改場羅東分場李祿豐技士的協助，在宜蘭縣三星鄉建造第一座電熱育苗室。此項育苗試驗雖然成功，惟耗電及加熱效果不佳等原因，乃 改為蒸汽加溫。

蒸汽加溫育苗室階段（五十九至六十一年）﹕五十九(1970) 年為配合省農會進口一百多台手推式插秧機，農復會又補助各地建造蒸汽保溫育苗室十八 座，每座以供應三十公頃稻田之秧苗為原則，成效顯著。六十(1971) 年農復會繼續補助興建保溫育苗室七座，六十一(1972) 年再補助十座，每座仍以供秧三十公頃稻田，並以 動力插秧機用的秧苗為主。以上計畫仍由台大甘教授主持，六十年聘雇張森富（現任台大生物產業機電系教授兼主任）為研究助理協助工作。

專業化育苗中心設置階段（六十二年迄今）﹕六十二(1973) 年為因應動力插秧機迅速成長及育苗設備與技術的快速進步，乃改輔導設置大型專業化育苗 中心，每處每期作供苗水稻面積以一百公頃以上為原則。至七十五(1986) 年時，台灣各地已設置1,145處，分布於二百多鄉鎮市。

就以育苗中心每期作供苗能量而言，七十五年第一期作供苗量在100公頃以下者234處，佔27. 8% (調查總處數為843處），100 - 200公頃者342處，佔 40. 6%，200 - 300公頃者130處，佔15. 4%，300 - 400公頃者61處，佔7. 2%，400 - 600公頃者63處，佔7. 5%，600公頃以上者13處，佔1. 5%。

育苗中心不僅可節省大量人工、減低成本，也有利於優良稻種之更新。原按台灣雙期作稻田面積約36萬公頃規劃，而以每兩百公頃設一處為目標，則全國 共需育苗中心1,785處。

若每處育苗中心供苗一百公頃，則其所需設備為六十坪作業室、育苗盤18,000個、一貫播種作業機械一套、塑膠布和紗網三十四捲、噴藥設施、灌溉設備、 浸選種池等所需費用約為80~100萬元，其中政府每處補助十二萬元，其餘均由經營農民自籌。為協助農民自籌經費，六十九(1980) 年經濟部農業機械化基金保管運用委員會 同意提供低利貸款，每處三十五萬元。七十(1981) 年該基金會又同意對已設中心可追加貸款，最高額度為二十五萬元。在各項政府政策推動下，育苗中心事業蓬勃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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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插秧機初期，一般農民盛行自己育苗，即使耕種一公頃的小農也不例外，惟自行育苗者失敗率頗高，且所花人工費不貲，乃隨著專業化水稻育苗中心 蓬勃發展，也克服各種經營、管理、技術性問題，目前即使五公頃以上的大農自行育苗者已不復多見。不過，育苗中心每期作均需大量床土，而土壤來源有限，大規模取土不易是 新面臨的難題。

為解決此項問題，六十七(1978) 年，有一位嘉義籍省議員自國外引進紙尿布殘渣（當時台灣尚未有紙尿布上市），予以加工製成育苗盤大小規格的育苗 墊供作育苗中心試用。一片育苗墊三。五元，由省農會全額補助。試用結果雖然秧苗根群發育很好，惟其重量太輕，一片育苗墊秧苗的重量不到一公斤半，又其脫水特別快速，當 插秧過程中育苗墊用不到一半，其重量就驟減導致插秧爪抓不到秧苗，缺株情形嚴重。如欲另追加一片育苗墊則因插秧機置苗床太短而不適宜，亦有些農民於秧苗墊上方懸吊 磚塊以增加其重量，甚至取下剩苗墊沾些水來加重等。總之，使用育苗墊的插秧工作效率太低，及至六十七(1978)年第二期作由朴子邱德旺君通盤進行田間試驗後證實不適用 而宣告失敗。

當時除育苗中心嚴重缺土問題外，還有一些大難題待解決，如隨著液化瓦斯的普及化，原來把榖殼作為大眾燃料的習慣丕變，碾米廠所產生的大量榖殼 成為廢棄物，難於處理的頭疼問題。故在農機研究項目下，台中區農改場梁榮良股長等人，從事榖殼碳化再利用的研究而遭遇瓶頸大傷腦筋。

為檢討農機研究計畫的進展，全國農機研究有關人員，每年舉行一、二次研討會。六十七(1978) 年上述兩項問題被提出來研討時，我忽然靈機一動， 提出為何不用榖殼代替部分土壤作為育苗用呢？對此項建言，只有台南區農改場梁連勝股長銘記在心，會後他即刻針對此項問題進行田間試驗，即在苗床土內摻入三分之一 以上之榖殼，獲得秧苗成長良好的結果。

六十八(1979) 年第一期作，台南區農改場委託朴子邱德旺君擴大進行田間試驗，邱君已有試用育苗墊的經驗，起初邱君先試用純榖殼育苗，因事先 不知榖殼於發酵過程中會暴發高溫，竟高達攝氏一百度以上，幾乎把塑膠製育苗盤熔毀的程度。邱君經此教訓，乃回歸採用榖殼混合土壤的育苗試驗，結果確定土壤宜採用砂 壤土（砂土、粘土各半）來混合粉碎榖殼各半（容積比）最為理想的結論。

綜合榖殼摻土育苗的優點列舉如下﹕

保溫及供肥﹕榖殼經粉碎後遇水則很容易發酵分解，發酵開始時所產生溫度較低，約經一整天後發酵漸趨強烈，溫度增高提供了稻種發芽所需的適當 溫度。約經五天發酵漸趨緩和，一週後發酵完成釋放氮、磷肥份可供幼苗所需。

苗根發育良好﹕早年農業社會的人們每到冬天在硬梆梆的木板床上舖一層稻草，人們睡在乾草上宛如現代人睡在厚厚的墊被上感到舒適。榖殼育苗時 其稻種就像人睡在稻草上既溫暖又舒適，根部施展繁密而健康，當然秧苗發育良好。反之，純土育苗就像稻種睡在冰冷的硬木板上，根部捲曲不敢伸展，尤其第一期作時，若 溫度低於攝氏十五度則苗根停止成長，甚至易得立枯病。

盤苗重適當﹕純土育苗每盤重為六公斤半，榖殼摻土育苗為五公斤，減輕四分之一以上，如以十噸卡車運輸秧苗為例，純土苗可運一千六百盤左右，其 運費若為八千元則每盤運費五元；而榖殼苗則可運兩千盤，每盤四元。

適於捲苗﹕純土苗即使在良好天氣下，於排水後十二小時始可捲苗，太乾則苗片易折斷，太濕則於載運中苗片變型。榖殼苗則排水後可立即捲苗，如太 濕於捲苗後會自然排除過多水分而達到乾濕合適的程度。

有利於搬運作業﹕純土苗因較重而乾濕又不易控制，如長途運輸時不但運輸量較少且堆積在下層者很容易變形，如原為二十八公分寬的秧片變成二十九 公分，就無法放進插秧機的置苗床內，若勉強塞進則造成苗片滑行不順暢而易導致嚴重缺株等問題。反之，榖殼育苗則完全無上述缺點。

綜合言之，利用榖殼育苗具有保溫的效果而減少立枯病的發生。又稻殼育成之秧片，苗根生長旺盛，重量較輕有利於運輸，且耐長途搬運，又適於雨中 插秧作業。經兩三年，由農復會補助農林廳輔導各區改良場示範推廣下，目前所有育苗中心均已採用此項技術。此項技術不但解決了育苗中心缺土問題，同時也舒解了碾米廠 處理榖殼廢棄難題。過去碾米廠需雇工尚且找不到地點廢棄的榖殼，現在行情看俏，每公斤售價大約一。八元（粉碎榖殼）。

為了紀實，我將深入參與此項技術的朴子邱德旺君有感而發的一段話摘錄如下﹕「由於當年彭技正的靈機一動，這一動的時機來得正是時候，非但化 腐朽為神奇，也為碾米廠因榖殼的銷毀節省了一大筆錢，為育苗界開闢了神奇地水稻育苗培養土，也為全省的水稻育苗中心創造了第二春（解決苗土短缺）。榖殼育苗對水稻 育苗的貢獻也不是只有化腐朽為神奇所能形容，任何東西的使用總有其優缺點，然而榖殼育苗就只有優點，卻找不到缺點，這是何等神奇，這在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 偶然發現的一大創舉是台灣之最，也對世界農業的一大貢獻。」

也為了紀實也為增添些大家茶餘飯後話題，藉此披露下面一段故事吧。據說，台南區農改場梁股長當時進行該項試驗之初期被上級批評為不務正業， 惟俟示範推廣成功，獲頒農林廳的農業研究發展獎勵金二十萬元時，上級卻插上一腳自稱亦有功而分一杯羹。其實，其原始構思 （ORIGINAL CONCEPT) 係由我提出，正如 日本寺尾場長指點關口先生研發插秧機正確方向一般，我點出榖殼取代土壤的可能性，其功應不可沒吧！起初，台南區農改場每次提起此項成果報告時會附上一句﹕「承 農復會彭添松技正的指示云云」，後來就省略不提了。我在此，當然無意邀功之意，只是為了紀實而已，更無意埋怨梁股長未說出完整的故事，反而會感激當年在眾多農機 研究人員中只有他實現了我的靈感，否則不知尚待多久始有人出來實現此項對育苗中心事業具有重大影響的一舉呢。此項創舉不但紓解了育苗中心取土的問題，同時也解決 了碾米廠所產榖殼處理難題。榖殼不再是廢棄物而是資源了。此舉應驗了所謂「化腐朽為神奇」吧。最近有機會到鄉間訪察水稻育苗中心，看到大家都利用此項技術，心中感到 莫大的安慰。這就是我早年留下的一腳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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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的育苗中心事業中，我們另外留下一腳印就是「南秧北調」模式的建立了。台灣北部地區因受氣候條件、雇工困難及工資高昂等因素之影響，農民 設置育苗中心之意願不高，已設立者的經營規模亦不大，而中南部育苗條件較好，育苗成本較低，因此產生「南秧北調」之構思。尤其，榖殼育苗技術成功後，中山高速公路剛好 開始通行，致使長途運送秧苗成為可行。為此，農復（發）會補助農林廳積極輔導各地辦理南秧北調工作。

由中南部育苗中心與北部農民訂立供秧契約，必要時搭配大型插秧機適時運秧至北部代插。如六十九(1980) 至七十一(1982) 年度在農發會補助計畫 項下分別調配約21萬、58萬及71萬盤秧苗，供應了1, 006公頃、2, 754公頃及3, 379公頃的稻田用，其成長快速。此項供秧方式很快被大眾接受，即使政府補助計畫結束後， 不但按原來契約方式進行，且更為擴大規模，參加育苗中心數也大增而每處因供苗期加長使得每期作育苗數量也提高了。

為了長途卡車增加載運秧苗量，農民都把每盤秧片捲成圓筒狀堆積如山，有些日本農機廠商來台看到此情景大搖其頭，認為不可思議也擔心秧苗的 壓損等。其實，秧片因採用榖殼而重量輕，只要秧片通氣良好多年來未出問題，日本人是多慮了。事實上，近年來在日本也開始捲秧搬運，大概他們也想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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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由於水稻育苗中心之配套措施，使台灣機械化插秧事業獲得輝煌的成就。近年來，常耳聞政府推行某項政策時都須提出配套措施來因應。的確， 推展一番事業，需匯集各方面的力量，始易收事半功倍之效。推行農業機械化事業也不例外。如前述，台灣農機工業對農業機械化的推展貢獻很大，惟業界規模很小，單打獨鬥 不易發揮整體合作力量，我乃產生促使業界成立農機工業同業公會之構思。不過，我非業界人，只能幕後推動，即使在幕後也倍感力不從心，因當年政治環境下，要成立民間團體 困難重重，需有熱心人士投入，始有克服一關一關關卡的可能。事有湊巧，當時出現我面前的一位老者，即台灣農村雜誌社何佑元社長，無疑是最合適人選。

我在前面多次提到五、六十(1960,70) 年代為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的黃金時段，固然是由於台灣經濟發展大環境使然，惟政府出錢出力與媒體的助勢 推動亦功不可沒。事實上，兩者互為因果，我當年在政府機構服務，常借助媒體鼓吹農業機械化運動，來引起政府長官們的重視，來爭取農機經費預算。當時媒體間的競爭已 漸趨白熱化，如已形成的「聯合」與「中時」兩大報系統的競爭尤為顯明，各報莫不為跑獨家新聞而拚命。當年有一位學理工科出身的聯合報呂一銘記者（現任新生報社副社長）， 農復會為他負責採訪機關之一，有一段時間他幾乎天天報到，根據我們提供的農機資料，他居然妙筆生花，經常成為獨家消息，一時其他各報或雜誌社記者莫不眼紅，也常來 挖消息了。農業機械化事業儼然成了炙手可熱的熱門新聞之一。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們與媒體的互動情形宛如近年來政治人物與媒體互動的意味。只是，我們為了鼓吹農業 機械化事業，而政客們則大都為了一己之私或一黨之利而已。近年來，媒體與政客們互相利用操作下，像農業機械化一類的民生議題根本浮不上檯面，「農機」已消音息影二十 年了吧 !? 近來所常見的報導大都屬負面而不理性的信息，為了搶新聞媒體不管他人隱私或忽視人權，甚至棄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於不顧，不知媒體職業道德何在？其實造 成如此現象，政治人物要負大部分的責任吧！固然，早年的高壓專制時代的一言堂，只報喜不報憂的現象不足取，但矯枉過正造成今日是非不分的亂象更非國家社會之福。

話說當年眾多來訪的媒體人士中，何佑元社長為最具有特色的一位。他由台糖公司退休後，據說在多位農業政界顯要的支持下興辦「台灣農村」雜誌社， 他當時年約七旬，身材修長、嗓音宏亮，頗有名士韻味。自稱與多位政府顯要關係良好，只是經營台灣農村社數年下來，始終維持兩人公司，很難突破，乃異想天開找到我， 希望我接手經營云云。坊間有一說法，如欲陷害一人就鼓勵他開辦一家雜誌社，我當然不可能跳入其火坑，反而建議他找某些企業團體支援雜誌社。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農機 業界，我乃提出籌劃農機工業同業公會成立案，他不加思考同意出力。首先我們兩人在台中召集農機業界代表數人座談，當場三久公司林榮郎董事長率先響應為發起人之一， 接著在台北、高雄兩地也分別召開業界代表座談會，都贊同成立屬於自己的公會。

何社長已有籌辦雜誌社申請的經驗，故向內政部申請設立公會手續都委由何社長單獨處理，如遭遇困難才來找我商議解決。例如，當時機械工業同業 公會下已設置農機小組，內政部則以此為由，不接受農機業成立獨立單位等，都需提出資料予以申復。誠如何社長說，內政部一天不核准則提高嗓音一天賴著不走，一直到 批准為止。當年內政部不講理，他也很賴皮，終於他的耐性佔上風，大約經過半年光景，終於農機工業同業公會獲准成立了。

六十九(1980) 年四月，何社長以公會籌備會的名義，假台北市康定路騏麟大飯店召開成立大會，於是「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正式誕生，我也應邀 出席致賀，由原來的催生公轉為貴賓了。

公會的作為要看理監事的組成，作為領導人的理事長的選舉攸關重要。為安排首任理事長時鬧出一齣尷尬的小插曲，值得玩味。當時我認為宜由大地 菱農機公司劉頂振董事長與野興機械工業公司王榮圳董事長兩人中推選出一位為理事長，乃請何社長備函向兩位徵求其意願。首先寄函劉董事長，結果何社長可能年邁糊塗 或忙中出錯，竟把致王董事長的信放入劉董事長的信封內寄出。結局是劉董事長大為不滿，埋怨何社長缺乏誠意，玩兩手策略，只有告吹。第二封信自然小心翼翼，結果王 董事長順利出任首任理事長。為表示歉意，當農機研發中心成立時，乃推介劉董事長出任該中心的首任董事長，算是補償，也皆大歡喜了。原來這類小型民間團體選舉是可以 安排運作的。

王理事長對公會頗為熱心服務與有效領導，聘請何社長為首任總幹事，闢野興公司的一角為該公會的辦公室，負責公會一切開銷費用外，王理事長 個人設立「王榮圳獎學金」基金會，以獎勵大專及農業職業學校農機科系的優秀學生，每校兩名，每年受獎者達數十人，大專生每名每學期七千五百元。台大林達德教授、 農機研發中心鍾木華研究員等都是當年受獎人之一。難能可貴的是此項獎學金的頒發一直延續，即使王理事長退休乃至仙逝後多年，至今仍由其後輩持續並未中斷, 令人感佩!

何總幹事也熱心服務會員，我協助他每年編印一本「台灣農機指南」，把台灣各種農機資料，包括﹕各型農機彩色圖片、中英文規格與性能說明等納入 指南內，編纂方式近似日本新農林社出版的「農業機械型錄集」。何總幹事由此項服務獲得一些廣告費收入，對其經營台灣農村社不無少補。我也藉此指南推介給國外訪客， 省事不少。不過，何社長有時利用總幹事的有利地位，竟然未得當事者的同意就先刊登後索費，業界埋怨他先斬後奏宛如文化流氓，毀譽參半。自七十五(1986) 年我離台後， 似乎再也無人協助他，據說編纂粗糙，英文介紹篇自然省略，加上農機業界景氣每況愈下，不久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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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稻收穫方式，自古就與溫帶的日本不同。日本人割下水稻後捆綁成束，懸掛在竹竿上，在秋高氣爽的天候下靜候稻榖後熟乾燥。然後以固定式的 動力脫榖機（聯合收穫機未問世前）脫粒。台灣農民則不可能如此逍遙，如第一期稻作收穫後緊跟著是第二期作的整地、插秧，即使第二期作收穫後也跟著裏作，幾乎整年忙碌 不休。所以，台灣的慣行法是割下水稻後即刻脫榖，早年使用摔桶，稍後利用腳踏式脫榖機，脫榖者拉著脫榖機跟隨割稻進展在稻田裏移動。

隨著農業機械化的進展，台灣始終未引進日本的動力捆束割稻機，只是自五十(1960) 年代起，有人先把腳踏式脫榖機配備3.5馬力的汽油引擎改成 動力脫榖機，不過與日本的型式完全不同。此類簡易動力脫榖機至六十(1970) 年代曾推廣達五萬台之多。後來，新台灣農機公司以及多家小廠正式生產選別式動力脫榖機。 此種脫榖機具備振動篩選網，可在田間去除雜物以初選榖粒。當時政府予以補助推廣，至六十六(1977) 年時已推廣達一萬台之譜。動力脫榖機製造廠牌先後有﹕台農、飯田、 協勝、霸王、金龍、大玉、興農、永盛、永發、壽豐、三英、建嘉、永興等十三家。五十九(1970) 年起，開始推廣聯合收穫機後，以上兩型動力脫榖機逐漸減少, 至七十(1980) 年代就自台灣農村消聲匿跡了。

綜合言之，台灣稻作機械化幾乎完全跟著日本模式發展，只有收穫方面，台灣未經割取機械化即未用動力捆束割稻機的過程而直接進入採用聯合收穫 機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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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收穫機的鼻祖為美國的McCormick父子，十九世紀中葉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發展成功，當時是用馬匹拖拉的機械。McCormick是美北人，因戰爭人力 缺乏，小麥成熟期無人收成，剛好收穫機械出現解了圍，美北的糧食確保無虞，所以當時的美國林肯總統說McCormick救了美國。當然McCormick的財源滾滾，創立的公司就是 現在的萬國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的前身了。

所謂聯合收穫機（COMBINED HARVESTER簡稱COMBINE）即把割取部和脫榖部兩者的結合，也可加上選別部的聯合作業機械。日本研發成功的聯合收穫機 與歐美型略有不同。前者稱為自脫型聯合收穫機，即把日本習用的自動脫榖機配上動力割稻機的結構，而後者被稱為直流式聯合收穫機或稱普通型聯合收穫機。兩者最大的區 別除大小顯著不同外，功能上普通型把稻麥割取後全部投入脫榖部內處理，致使稻麥桿被打碎而榖粒損失較大，而自脫型則僅僅把割下稻束的稻穗部分放進脫榖筒內脫榖， 稻草可整齊排出，榖粒損失較小。普通型可用於稻麥豆類及玉米（加裝附件）收穫，而自脫型則僅可用於稻麥收穫。

早期台灣自日本引進自脫型聯合收穫機時，少數業者自作聰明，大事宣揚為綜合收穫機，因當時台灣推行水稻綜合栽培甚獲成效，由生意宣傳的考量， 好像綜合比聯合響亮些。由專業或政府的立場自然希望用語名詞要統一較妥。有一年的農機試驗研究計畫研討會也邀請業界代表參加，開會席上提出研討此一議題時，雙方各 提出一大套理由爭辯不休，宛如現在的立法院，芝麻大的小事，大家堅持己見吵成一團，卻提不出具體可令人信服的理由。當時我主持會議，只好兩者中圈選其一，選擇「聯合」 而不用綜合。理由是既然英文叫做COMBINE，如二次大戰時，日本有名的聯合艦隊叫做COMBINED FLEET，聯合行動就叫COMBINED ACTION，故顧名思義COMBINED HARVESTER 應譯成「聯合收穫機」；如用「綜合收穫機」則英文應為INTEGRATED HARVESTER，那麼「綜合」就應叫INTERGRATE 了。經過咬文嚼字一番，無人能再提反駁理由，自此再也沒有 綜合收穫機的稱呼了。

話說由日本引進聯合收穫機，起初並非一帆風順。最大的問題出在耐久性不夠，因台灣農民購買昂貴收穫機不可能像日本農人那樣斯斯文文以自耕為 滿足，而需替他人代收穫來賺取利潤，一如其他農機一般。首先遭遇的是行駛履帶斷裂的問題。笨重的機體在水稻田中動彈不得，不但影響工作效率，更糟的是誤農時，水稻 過熟或逢天候因素而需搶收時，農民與代收穫者的心中著急可想而知了。因此，業者一方面以空運修護零件來台應急，一方面要求製造廠加強結構以延長使用壽命。從此以後， 日本農機廠每年派技術人員來台觀察農機性能與耐久性問題，尤其開發新型產品問世前，都先送到台灣來，事先經過嚴格考驗其耐久性，儼然台灣成為日本新型農機的考驗場， 至今未間斷。

初期進口之日本聯合收穫機除不耐用外，功能上亦不甚理想。如上述，自脫型為自動脫榖機配上割稻部，割稻部可割兩行而脫榖機則裝備在其右後方， 致使聯合收穫機下水田前，需將田坵周邊先以手割兩三行水稻，才有足夠空地讓機械下田。此種嚴重缺陷很快地加以改良，而變成所謂「全面割」即割取部完全放在脫榖機前方 的設計了。此種新型機在日本剛上市同時期，在台灣苗栗縣通宵鎮的黃金標兄弟倆也無師自通開發了相似原理的全面割聯合收穫機，留下頗令人感動的故事，留待下回介紹吧。

初期引進台灣的日本聯合收穫機廠牌有﹕井關、久保田、三菱、野馬、大島、黃金等，大都是割寬九十公分以下的兩行（機插）三行（手插）小型機。為宣傳 及鼓勵農民採用機割，農復會補助農林廳辦理「水稻聯合收穫機調配代收計畫」，自六十二(1973) 年起至六十四(1975) 年，連續執行三年，由南部集中調配民間聯合收穫機辦 理代收穫工作。可惜早期所引進之機型適應性較差，不適於秈稻、倒伏稻以及雨後或朝露水稻之收穫等缺點，故初期推廣數量並不多，至六十四(1975) 年國產聯合收穫機未問 世前，進口機數量在六年期間累計台數尚不足兩千台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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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收穫機在所有農機中，其構造最為複雜的一種，而造價自然昂貴，頗令農民吃不消。當時，政府為促使聯合收穫機降低售價，並便於售後服務起見， 乃採取鼓勵國產品上市的策略。六十三(1974) 年起，首先有國際農機公司（華農牌）開發試銷，緊接著台灣農工企業公司（台企牌）及大明機械公司（大明牌）相繼投入生產。 可惜，三家均非農機專業工廠，由於產品性能不佳，最初三年下來三家總產銷量僅僅約九十台而已。不過由於國產品的上市，進口日本聯合收穫機立即削價競銷，同時期進口 貨數量猛增近兩千台之多。

為保護國產聯合收穫機工業幼苗免於夭折，政府不得已乃採管制措施，限制割寬九十公分以下的小型機進口，而國內尚未能生產九十公分以上較大型者, 則採取限量進口措施。受此項政策鼓舞，國內較大的農機專業工廠，新台灣農機公司和野興機械公司於六十七(1978)年起相繼投入聯合收穫機產銷行列。由於此兩家公司都是 與日本農機大廠，即與久保田與野馬公司技術合作或合資，故所產收穫機性能優良，加上國產品由政府專案補助農民購買，國產品銷售氣勢大增，六十八(1979) 年時，一度年 產銷量高達兩千台，遠超過進口貨的一千多台了。

可惜，好景維持不過四年光景，七十(1981) 年起，日本製大型機入侵，大受農民歡迎，因大型機不僅工作效率高，且操作趨向自動化及採油壓控制而 操作省力等，深受專業性代收穫農民的喜愛，歷年銷售量始終維持在一兩千台之譜。反之，國產品則裹足不前，未再開發大型機，致使其產銷量每況愈下，七十一(1972) 年後， 每年僅產銷兩三百台，至七十六(1987) 年左右就壽終正寢，完全退出市場了。雖然，當年農政單位曾鼓勵新台灣和野興兩家大廠開發大型機來因應市場需求，經濟部工業局 甚至將聯合收穫機列入策略性產品之一，只是因開發所需投資費用龐大，政府實質支援有限，加上兩廠的日方投資夥伴亦不願投入太多，終於一切努力化成泡影，國產聯合 收穫機僅僅維持四年好光景而已，名符其實的曇花一現，創造國產農機中壽命最短的一機種了。

無論如何，由推展水稻收穫機械化的觀點而論，倒是成功地達成了目標。現在每逢水稻收穫期，在廣大黃色大地上僅看到大型聯合收穫機點綴其間， 而幾乎看不到彎著腰割稻的人影了。此種成果固然農機應居首功，惟我們早年所採取的配合措施亦功不可沒。如前述，早期聯合收穫機性能較差，尤其割取倒伏稻時更加困難。 因此，培育不易倒伏的稻種成為重要課題。五十(1960) 年代以前，水稻育種以高產、耐肥、抗病蟲害、耐旱加上米質等為主要考量因素；新品種能否被政府農政單位接受， 則須經作物生理、肥料、病蟲害、農化等專家組成的命名小組審查通過命名後始獲准予以推廣。進入五十年代以後，該命名小組成員增加農機專家一人參與審查。我每次參加 審查會議時，首先注意其抗倒伏性、稻桿高度、稻穗整齊度等特性為主要考量。事實上，爾後易倒伏新品種無一通過命名，而不易倒伏新品種透過水稻育苗中心推廣，很快地 擴散，有利於機械收穫作業了。簡言之，育種專家的配合以補足機械功能的不足，獲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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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產聯合收穫機工業曇花一現，惟對促進稻作收穫機械化的貢獻卻不容忽視。換言之，如無國產品的出現與競爭，進口貨不會輕易削價競銷， 也不會加緊開發大型機來壓制國產品。國產品中，尤其最初應市的三家產品扮演了此項產品的觸媒作用，一如國產插秧機開發階段的裕農牌插秧機一般，發揮了促使農機 大廠稍後跟進投入此項機種產銷的領域。

其中，華農牌聯合收穫機宛如農機敢死隊，在毫無事先預警情況下，突然出現。六十三(1974) 年左右，該廠牌負責人詹孝德先生有一天來找我，希望 我能聯絡有關人員參觀該公司研發的聯合收穫機田間試用情形。當時我們正鼓吹國內農機大廠從事聯合收穫機之產銷而遭遇他們敷衍不肯配合之際，我們非常興奮，彷彿 遇到救星奧援，乃聚眾前往觀摩。據詹負責人告稱，他們並非農機人，只是三兩友好認為聯合收穫機有前途就集資成立國際農機公司投入研發，經多次試製才完成云云。他們 充分表露出冒險犯難的台灣人精神，我當時心中暗忖，外行人作外行事，真是膽大無比，也佩服他們勇敢的行徑，等到他們磨成內行後可能就會知難而退吧。

無論如何，試製品雖不像成熟的日本進口商品，總算五贓俱全，功能上無多大問題，算是堪用的程度了。為表示鼓勵，請該廠牌繼續改進性能，約經過 一年多總算通過性能測定准予列入補助與低利貸款機型。華農牌前後經過四、五年總共產銷七十多台，於六十八(1979) 年夏季就首先被淘汰出局了。至今仍感佩他們可敬 的幹勁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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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華農牌同時期，另有台企牌和大明牌聯合收穫機的問世。這兩家的出現對我而言，就非突然，因我一開始就親身接觸此項研發案，所以巨細各節 倒一清二楚。

話說六十(1970) 年代為農業機械化起飛階段，當時謝東閔省主席認為省府所屬台灣農工企業公司亦應直接參與貢獻一分心力才是，或是亦應分一杯羹 的想法。該公司主管人員數人乃奉命來訪問我，我得悉來意並知曉該公司嘉義廠規模不小，工程人員眾多，就鼓勵他們開發有前瞻性而亟待大工廠投入的聯合收穫機，他們欣然 同意。他們倒是很有骨氣，不想完全仿造日本貨，只要參考進口貨就可開發完全屬於國產的機械。當時我很佩服他們的雄心壯志，但後來想起來，此乃許多一般機械工程師常犯 輕視農機的毛病作祟。為呼應當事人的雄心壯志，我推介苗栗縣通宵鎮黃金標兄弟研發的聯合收穫機可供參考。

話說回頭，前面曾提到黃金標兄弟無師自通，開發了新型全面割聯合收穫機，幾乎與日本新機型同步的事蹟。有一天，我出差途中，偶然的機會在電視 上看到報導黃金標駕駛自創聯合收穫機在田間表演的畫面，感到非常驚奇，乃循線找到黃君本人及他的聯合收穫機。黃君約三十多歲，一副鄉下老實人的模樣，自國小畢業後 幫家裏農作外，一直對機械有興趣，甚至有些發明狂熱。在家鄉看到日本舊型聯合收穫機的使用不甚理想，乃與哥哥兩人在家拼湊一台聯合收穫機，經過一段時間修修改改 居然大功告成，等到要開出試驗時才發覺工作房大門太狹窄無法出門，幸好工作房為土磚造乃破牆而出。當我們看到的機型已是經過改良好幾代的了，可見他們很早就開始 研究，時間上不像抄襲日本新型收穫機的樣子，且台灣那時也尚無人進口新型機。我當時仍兼經濟部農業機械化推行小組執行秘書，小組開會時提報此項發現，乃推介給當時 委員之一的工業局韋永寧局長予以獎勵。該局當年已將聯合收穫機列入策略性產品之一，乃決定頒發黃氏兄弟二十萬元的獎金俾利他們繼續研究改良。當年二十萬元對該 年輕兄弟而言算是一大鼓勵，而可能此一筆為工業局對此項所謂策略性產品之實質投資外，下節將提到的補助大明機械公司五百萬元用於開發此項機械了。

黃氏兄弟研發的機型只能算是雛形機或試驗機，尚未達商品機階段。其功能或許已達堪用的程度，但距離商品化尚有一段工作，即尚需經過工程設計， 在不影響功能的情形下，如何降低製造成本、加工方便、使用與售後維修以及耐久性等各方面都需綜合考量。換言之，商品化階段就需要受到正規工程訓練的機械工程師 參與了。當時台企公司有工程人才，我很順利湊合他們與黃氏兄弟合作，私下抱著很大希望雙方合作成功。

但是這種希望卻很快地變成失望收場。台企與黃氏雙方合作後不久，有一天我出差嘉義，順道首次訪問台企公司嘉義廠。原來該廠的主要客戶為 公賣局、鐵路局、公路局、台糖公司等公家機構為主，承包各項機械工程，性質上屬於一家大型鐵工廠；恰似經濟部所屬台灣機械公司，本身並無固定產品，聯合收穫機算是 第一樁了。我見到黃金標君，他已被雇為負責開發聯合收穫機的工程師，他也提供了一台雛形機。該廠長介紹開發該機的進度，當我看到他們已準備好二十台份該機零組件 而無其他資料時不免心中暗暗叫苦。原來，他們把黃氏所提供雛形機拆裝，照樣畫葫蘆製作二十台份零組件。所需工程設計這一關跳過去了。一台雛形機修修補補或許尚可 發揮其功能，惟二十台則應屬試作量產，就應按部就班，按工程程序執行，就無法修修補補的了。果然不出所料，二十台收穫機完成後，毛病百出，雖然勉強通過性能測定， 但出售給農民的售後服務變成一大問題，不得已乃商請教育廳出面收購，贈送全省農校做為學生實習用收場。

為收拾殘局，該廠還是回歸仿造一途，引進日本收穫機另行開發一型，總算發展成功，不過總共也不過產銷兩百多台，而其中六十台還是出售給 糧食局做為國軍助割之用，阿兵哥辛苦了。無論如何，由於該廠的積極投入而鼓起了台灣聯合收穫機工業的興起，功不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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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六十(1960,70) 年代，世界性能源危機威脅各國經濟發展，尤其傳統工業遭受慘痛打擊。據彰化大明機械公司吳聯星董事長告稱，他經營 紡織機械製造業二十多年一帆風順，惟經此項衝擊不過兩三年光景，幾乎一切成果付諸東流。當時吳董事長為求生存掙扎，而促成我們相識的機緣。

話說有一天，台大農經系許文富教授由農復會同事農經專家陳新友技正介紹，陪同吳董事長來訪問我，吳當年四十多歲，身材中等結實、兩眼炯炯有神、 聲音宏亮有力，自稱自小出校門後白手起家，創辦了國內紡織機械首屈一指的大明機械公司；許教授推介稱，兩人同為某屆十大傑出青年之一而結識，極力推崇吳的為人與 幹勁。吳董事長宣稱，因能源危機紡織業景氣一落千丈，紡織機械已無出路，乃得政府某顯要提示，宜向農機行業轉行，另謀出路求發展。據說該公司全盛期員工曾多達千餘人 （包括彰化高工建教合作三、四百學生），經緊縮後仍有四、五百人，工程人員陣容堅強，為首的總工程師由逢甲學院的徐佳明教授兼任云云。他特別強調徐教授為留學西德的 機械學博士。他們來意乃徵求我的建議，選擇農機機種以便投入農機行業。我心中暗喜，真是好事成雙，台企已來插一腳，現在又有以西德機械學博士領軍的技術團隊願意 加入農機行列，兩家較大規模具備機械製造基礎的機械廠總有一家可發展成功吧。我自然推介他們開發構造複雜而剛萌芽的聯合收穫機機種。

事隔多年，後來我才猜測到當年吳的來訪意圖，其主要目的為由我的建議，他們研提計畫向台灣銀行獲取巨額融資舒困或優待暫緩還款的策略。當然， 當年他們如何申貸我一無所悉，只知該公司當年好像獲得舒困渡過難關。事實上，首先政府為鼓勵該公司補助了五百萬元要他們於三個月內完成三台樣品機。如今回顧當年 情況，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但為求生存而掙扎的大明公司日夜匪懈，總算如期交差，可惜「呷緊弄破碗」，事後證明是失敗了。無論如何，那一年春節前，我們陪同當時經濟部 孫運璿部長訪察該公司，孫部長語重心長地勉勵吳董事長要努力克服困難，雖然年關可以安然渡過，但難關仍在眼前云云（大意如此）。

儘管如此，不愧為幹勁十足的吳董事長，他獲得舒困後，的確全力投入於開發聯合收穫機。該公司購進一台大島牌為樣本機，前後奮鬥了四、五年認真 從事此項機械之產銷。為協助該公司解決缺乏農機人才問題，我還特地介紹吳漢筠君出任該公司副總工程師以加強工作陣容。當時，為開發新市場，該公司也為配合政府政策， 他們改良了聯合收穫機可兼用於高粱收穫的嘗試，為此甚至遠赴金門進行示範，尤其為深究其性能，徐總工程師帶病親自下田操作，令人印象深刻。可惜，種種努力，終因以 紡織機製造技術的背景（高速靈巧、室內定置）從事於性質截然不同的農機（低速粗壯、田間移動）生產，加上財務困難，結果無法生產良好品質的機械，遑論打開市場了。至 六十九(1980) 年初就結束農機業務，前後總共產銷一百多台而已。

民國七十四(1985) 年初，有一天我忽然接農委會同事會計處任昌榮主任告稱，本會剛接到台灣銀行總行催討大明公司欠款案，要求本會負責償還 云云。由此，乃確定大明公司當年的確以生產聯合收穫機為由，獲得台灣銀行的貸款。事實上，當年的農復會與該貸款案毫無關連。唯一所做的是將計就計想利用他們強化 台灣聯合收穫機工業，但不知該公司如何反利用農復會的招牌大做文章獲得融資。任主任將此來龍去脈回復台銀後就不了了之了。

幸好，苦盡甘來，據說兩三年後（七十六年）台灣不動產全面大漲，大明公司處分部分房地產就足夠償還台銀，一切圓滿皆大歡喜。八十一(1992) 年， 我由美返台，吳董事長親自來訪，這次他是以彰化建國工專校的董事長的身份，當年預備最先處分的學校看樣子是保住了。至於大明機械公司的種種與往年辛酸史，大家都 不願觸及，只有心知肚明，打哈哈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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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島面積不大，惟北部與中南部的氣候相異甚大。例如，北部第二期稻作收穫期常逢雨季，而中南部則第一期稻作收穫期為梅雨期；不論南北， 每逢雨季往往連日陰雨，稻榖收穫後，農民多血本無歸。尤其民國五十(1960) 年代中南部五、六月的收割期，連續數年梅雨，至六十(1970) 年代初的宜蘭地區，其十、十一 月的收割期，亦連續幾年陰雨，稻農連續遭受嚴重損失。因為當時農業為多數人唯一的經濟來源，梅雨後稻米發芽使得農民生計面臨問題，不但所得低，甚至根本無法生活， 農民怨聲載道。又許多稻農將稻穀曝晒於馬路上，除妨礙交通外，也使白米中多含小石子等雜質而降低米質。

行政院不得已乃於六十四(1975) 年十一月七日核定「加速推廣稻榖乾燥機計畫」，預定於四年內推廣大型乾燥機45座、中型乾燥機580台、小型（箱式 及循環式）17,700台，以圖解救稻農的損失問題。故，台灣推行乾燥機械化的早期目的為搶救稻榖收穫後的損失問題，後來逐漸發展成大型乾燥中心的成立，才蛻變為省工、 省力、省時外，又可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米質的機械化、自動化的局面。

事實上，四十(1950) 年代即有台大農工系高坂知武教授率先研製雨季搶救性的簡易乾燥設備，曾在宜蘭地區試行推廣。當年電氣化尚未普及，鼓風機 亦有採用腳踏方式者，熱源則採用當時已普及的煤球等，相當克難的辦法了。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簡直像小玩意，不過可見早年此項需求的殷切程度。

此外，當時農復會馬逢周技正曾自美國引進移動式中型乾燥機兩機型試用，惟因機體龐大、使用成本太高等因素而未能被接受。直到五十四(1965) 年， 中國農機公司推出的焦炭爐小型箱式乾燥機，亦在宜蘭地區試推廣，因操作性不佳，其數量仍很少，無疾而終。五十五(1966) 年，台中霧峰的三久公司推出全國第一台燃油式 小型箱式乾燥機，但當時農友所得低無力購買，若沒遇上連日梅雨、稻穀發芽的情形，根本不可能購買，因此幾乎沒有銷路。只有小型加工廠買去烘乾火柴棒、箸、木珠、瓜子、 菜乾、龍眼乾、花生而已。

六十(1970) 年前後，由日本開始引進箱式乾燥機，推廣數量才開始成長。同時期，三久公司研製成功的箱式乾燥機，也想請政府列入推廣計劃。有一天 早晨，三久公司林榮郎先生隻身駕駛一部小貨車裝載鼓風機與熱爐來台北看我，他自我介紹稱自從學校畢業後，遇上五十三、四(1964,65) 年中南部第一期作稻穀發芽的慘狀， 為解決稻農與自耕稻榖的雨中乾燥問題，不得已自行研製了乾燥機，希望代為評估與協助。他的研製品不論構造、外觀均可與日本進口貨媲美，足以令人增加對國產品的信心。 我要他先將此機械送至省農業試驗所作性能測試，六十二(1973) 年三月十二日，獲得測試報告合格的證書。

另一方面，農復會補助台灣省農業試驗所鄔清標主任研製小型循環式乾燥機成功，技術移轉給國華電業公司（聯合牌乾燥機）量產。由此，自六十三 (1964) 年起，在政府補助農民購置國產稻榖乾燥機的推廣措施，亦即補助款與剩餘款項全額低利貸款（政府負擔部分利息款）下，在兩年內其數量大增至約一千五百多台（包括 循環式約兩百台），進口品則僅為箱式五百台及少數循環式乾燥機外就幾乎退出國內市場而由國產品獨霸了。

乾燥機如同其他農機，由政府示範推廣採補助及低利貸款措施起，立即有眾多廠家參與競爭，早期除聯合牌外，尚有﹕三久、順光、嘉林、力霸、台企、 富全、中原、榮順（豐年牌）、永安、豐源（正豐牌）、東本、富國、和榮、雙田、世昌（太陽牌）等，後期又有大發與承接世昌的三升等加入市場競爭。另外，有太能工業和東茂電機 公司則研發太陽能乾燥機並朝多用途方面發展最具特色。當年太陽能乾燥機推廣了三百多台，也有部分廠家產銷菸葉乾燥機曾達四千多台之譜。

經濟部農業機械化推行小組為提升上述國產乾燥機工廠之技術與管理層次，曾舉辦一次乾燥機廠相互觀摩檢討會。小組租用一部遊覽車由北往南，邀請 業界負責人親身參加，訪察各廠，互相交流交換心得。當年各廠規模甚小、設備簡陋、管理散漫、工人肆無忌憚在材料上游走，鋼板表面鞋印累累，髒亂情形不忍卒睹。就以稍具 規模的三久公司為例，早期廠房乃利用霧峰街道上的平房店面拼湊而成，廠內陰暗，工作環境簡陋。當時互相觀摩檢討後，獲得的初步共識即為提升業界產業層次，除需加強 研發與改良產品外，首先宜改善工作環境與加強管理，工具歸位、原料與零組件保持乾淨更不能生銹等。為有效提昇廠商水準，乾燥機除須經政府性能測定合格外，並要求工廠 推行品質管理制度，且需於六十八(1979) 年獲得經濟部核定「品管乙等」以上的廠商，才可以適用政府補助款與剩餘款全額低利貸款的對象。

上述近二十家乾燥機工廠，其產品都集中在國內市場，相互間競爭激烈，至六十(1970)年代末期幾乎都被淘汰出局，目前除大發、豐源等兩三家為因應 外銷偶而少量不定期生產外，僅剩三久與三升兩家為國內乾燥機主力廠。這兩家都擁有新式廠房、自動化設備及現代化管理，早已超出早年觀摩會所得的共識層次了。

近年來，政府推動設置乾燥中心政策，小型乾燥機已逐漸被大型乾燥機取代，即循環式乾燥機已由1.8噸逐漸增大為3.2、4.8、6、10、12噸型機，甚至 發展到20乃至30噸的龐然大物了。這兩家主力廠雖然因而也享受了幾年大型化帶來的好榮景，惟農地漸轉為建地與休耕、轉作其他經濟作物，乾燥中心之設置如同小型機之 推廣均已趨飽和，兩公司開始陷入苦撐的局面。幸好，這兩家公司一直努力打開外銷市場，包括中國大陸（三久在上海設廠多年）及東南亞各國都可看到國產乾燥機的影子， 其中三久公司產品更外銷至日本、俄羅斯、中南美、中東、印度、非洲等地區。在國產農機工業的範疇裏，除動力噴霧機、中耕管理機外，榖物乾燥機算是最爭氣的一機種吧！ 這些機種不但在國內甚至在國外都可與日本農機競爭，毫不遜色。由此可見，只要業者有幹勁、重視研究開發，農機行業還是有前途的。

乾燥機工業的成長促成台灣稻榖乾燥中心發展的功不可沒。乾燥中心不但是機械化甚至已朝向自動化發展。全國除各鄉鎮農會普設乾燥中心外，自從 七十二(1983) 年四月政府開放糧食自由買賣，不再有糧區管制之後，已有幾百家民間糧商亦設置乾燥中心，其規模比農會乾燥中心更大型者比比皆是，使得稻農委託代割者 把剛收穫之溼榖直接運送至乾燥中心，乾燥機械化不再是搶救雨中稻榖問題而是徹底解決稻農收穫後處理稻榖時的勞力不足的法寶之一了。另一方面，由於機械乾燥的稻榖 與地面隔離，故不會有小石礫摻入稻榖中，加上碾米技術的提升，現代人再也不會像老一輩國人或如大陸和東南亞人民，嚐到含沙礫米飯的滋味了。此外，因米商大多生產 小包裝米，為保持米的新鮮度及潔白度，稻穀在收割後，必須在十小時內進行乾燥，以保持米質的新鮮度，若遇上梅雨無法如期乾燥，米質會變黃變黑，會產生黃麴毒素， 食用後會有致癌的危險，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政府推廣乾燥機最具體的成效如八十六(1997) 年五、六月間的梅雨期，幸好全省都已發展完善的機械乾燥系統，全省的稻作 只有極少數在田裡無法收割的發芽稻穀外，其他都能完全搶救成功，否則在民意高漲的九十(2000) 年代，政府機關可能無法逃過民意代表的連連噠伐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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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政府於六十四(1975) 年底宣布「加速推廣稻榖乾燥機四年計畫」，其主要目的為雨中搶救稻榖，以減少農民的損失。故，計畫中特別強調大型 乾燥機（即後來的乾燥中心）45座及中型乾燥機580台。尤其，中型乾燥機採移動式，必要時可南北調配的構思，為該計畫的首要部分。該型機為台大陳貽倫教授自日本金子 農機會社引進並加以改良成功者。其原理為採薄層稻榖浮動乾燥方式，即把薄層溼榖飄浮經過熱風道迅速降低超溼稻榖至含水率18% 左右，俾利暫時保存靜候天氣轉晴再日曬 或經小型乾燥機慢慢乾燥至13% 的設計。該機裝配於兩噸小卡車上，如第二期稻作在北部逢雨季，即可調配中南部的中型乾燥機北上支援搶救稻榖。

此項浮動層乾燥機的構思，最初在經濟部農業機械化推行小組計畫下，補助陳教授自日本引進一台，並委託台北縣土城的順光公司改裝，並協助試驗。 改裝期間順光公司林耕嶺董事長建議將該乾燥機由原來曳引機帶動者改為裝載於卡車上，則如救火車般可隨時調配。因此，研提加速推廣稻榖乾燥機計畫時，把此項搶救型 乾燥機納入計畫內。

該計畫下，原擬在西部主要稻作兩百鄉鎮農會，每農會補助購置兩三台乾燥機，以580台為全程推廣目標。立意雖好，可惜當時研提計畫時未深入市場 調查，結果總共只推廣了105台就結束了。因為當年採用太子汽車公司進口的日產兩噸型卡車為移動機體，而該公司所有庫存為105台，每台為二十八萬元，如再增加數量則需 再進口其價格將暴漲云云。當年整套搶救型乾燥設備總價為五十萬元，由計畫項下補助農會總價款之60%。當時由農會申購結果非常踴躍，一年內就申購達105台。事後聽說， 由農會的立場，說他們屬意乾燥機倒不如說鍾情於卡車，只要配合二十萬元就可獲得二十八萬元的卡車可用，且早年農會要購買一部卡車並非易事。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不過，說來奇怪，自從推出此種乾燥機後，台灣氣候丕變，南北各地在水稻收穫期甚少再出現嚴重的雨災，幾乎置搶救型乾燥機於無用武之地了。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此種乾燥機無法充分發揮救災功能，真是美中不足。倒是各農會樂得拆下乾燥機，可專心利用卡車為農民服務到家了吧？

在這裏加入一小插曲，如上述執行該計畫時，台大陳貽倫教授出力最大，卻因而招來一場口舌之災。因當時不知何故，計畫進行中忽然中途殺出一個 程咬金，即台北某著名大學的一位教授（已去世、名字記不起），他既非農業界人士更非農機人也非同一大學同仁，卻不知經過何種管道竟向有關單位舉發陳教授圖利廠商 （順光公司）云云。事後多年我才聞悉此事，真為陳教授打抱不平。陳教授為虔誠基督徒，是位正人君子，數十年的同學同事，相信許多同仁都可保證他的人品；再說，在整個 計畫中，他在技術上付出心力而毫無主導權，反而我研提計畫時指定順光公司（當時一開始參與研發工作）承造且經過層層審核始通過計畫，如說有圖利嫌疑的矛頭應指向 計畫研提人及農復會各階層才是。陳教授當年並未告知我此事，可見他的忠厚，結果大概多費些口舌辯解一番，單騎獨當無事過關了。此事印證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至於 我及我的服務單位，更毫無偏袒某廠商也不可能圖利他人，該廠商林董事長今仍在台北可為立證。此類誣蔑或用權謀造謠以打擊對方，在現今社會尤其政客間已司空見慣， 惟在二、三十年前仍比較純樸的社會，尤其在崇高的高等學府發生那種事算是異類了。

話題又要拉回來，該四年計畫內推廣中型乾燥機距離原訂目標甚遠，惟小型乾燥機，包括箱式和循環式兩種，主要推廣給個別農民購置者，原計畫目標 17,700台，結果大幅超過目標達22,899台之多。另外，農會大型乾燥中心原目標45座，雖然也未達到預定數目，不過由此發展成功的乾燥中心系統，幾乎解決了台灣稻榖乾燥 機械化問題，在此應予以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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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1970) 年代初期，農復會在「促進農業經營現代化實驗區計畫」項下，在台南縣白河鎮農會，設置自日本引進的野馬公司製造的塔式大型 乾燥機一套，這是國內設置乾燥中心的開始。六十三(1974) 年起，大型乾燥機改由國內廠商如嘉林、力霸等公司製造，而由農復會繼續補助設置在宜蘭縣羅東、冬山、礁溪， 雲林縣西螺、斗南，臺中縣大甲等六處鄉鎮農會。以上各大型乾燥機除大甲、羅東兩處由力霸公司承製外，其他皆由嘉林公司製造。該公司負責人三兄弟頗為盡責且較為專業， 所承製乾燥機運作令人滿意，而由力霸公司承製者，其承辦人雖挾大公司的聲勢卻專業不足，結果所承包兩處乾燥機性能未臻理想，不久該公司知難而退。另外，我們為節省 能源，試圖研發一種榖殼燃燒爐為大型乾燥機的熱源，乃委託某廠商在台中大里鄉農會設置一座大型乾燥機，該承造商陳姓負責人宣稱乃兄為南部某工學院機械系教授， 乾燥理論與實務經驗均佳，該公司技術上可得奧援云云，試製結果問題叢生，不能實用而無功作罷。各種嘗試中，仍以較具專業的嘉林公司製品性能穩定，已達實用層次， 惜早年民智尚未開，加上糧食局收購稻榖採糧區管制的辦法保守，混合溼榖收購制度仍無法建立，而當時之每機具備三個乾燥倉，每倉容量為十至十二噸，實施結果農民仍 無法接受混合他人稻榖乾燥問題，故實際施行上遭遇不少困難。

為克服共同乾燥不同農戶所運來的溼榖問題，不得已乃產生在一座乾燥中心內設置七至十台4.8噸型循環式乾燥機，可同時進行個別乾燥，不會相互 混合的想法。依據此想法，農復會補助農林廳於六十五(1976) 年起首先在屏東縣佳冬鄉農會設置此類型式之乾燥中心，後陸續在新竹縣湖口、彰化縣鹿港、嘉義縣鹿草等 七鄉鎮農會設置。

在個別處理乾燥榖物的理念下，農會處在一種代乾的角色，與當地民間的代乾中心功能類似，但由於具有半公家機構性質的農會本身，在這方面的 經營效率無法與民間業者競爭，至多僅能將代乾費用平衡在某種水準而已。基本上，農會的經營若不能與收溼榖制度相配合（由於受到乾燥容量及時效的限制），農民仍然 無法享受到農會乾燥中心應有的優點。故，上述所提最先設立的十三座乾燥中心，十多年下來，證諸各農會的反應及相關配合意願，其所發揮的效果仍然十分有限。

台灣稻榖乾燥中心一直拖到七十五(1986) 年政府推行「輔導良質米產銷計畫」才開始脫胎換骨。該計畫之推行以確保良質米品質並減輕農民自行 乾燥所需勞力負擔與出售榖物時的運費支出等為主要出發點。由此開始確立統一收購溼榖的觀念，農會在收購溼榖時，可同時乾榖計價並把公糧的徵收程序納入自動化的 程序裡。農民將溼榖運交農會乾燥中心，經量測含水率和重量後，利用電腦即可換算該農民所繳來總乾榖量，同時辦理公糧之徵收。農會乾燥中心將農民送來溼榖經大型 乾燥機進行乾燥，若作為小包裝米用途者，則乾至15% 即可；若作為長期儲藏則乾至13% 範圍。農民所得榖款，經扣除管銷費用後，即可由農會信用部直撥至該農戶帳戶。 整個過程在機械與電腦一貫化線上進行，所得之稻米品質因而大為提高，且大大節省了農民乾燥稻榖及來回搬運之勞力與費用。

自七十六(1987) 年開始，政府輔導有意願的鄉鎮農會設置此類乾燥中心，分年分期方式辦理。七十六年度首先設置於後龍、大甲等四個鄉鎮農會， 每處各設乾燥機十台；七十七年度另選四鄉鎮設置並擴增兩處；七十八(1989) 年度又新設四處，擴增一處；七十九年度新設兩處，擴增六處；八十(1991) 年度新設六處， 擴增兩處；八十一年度新設十處，擴增八處。至八十一(1992) 年度止，在全國十三縣三十個鄉鎮設置乾燥中心，共計設置大型乾燥機四六三台之譜，因乾燥中心能實際解決 農友困難，廣受農民歡迎，所以各地都爭相設立。據農林廳報導至八十七(1998) 年底止，此類乾燥中心已增加到六十六處，足見各地農會意願之高漲了。有關此項稻榖乾燥 中心之設置、推行成果、效益等詳細分析內容，可參考最近農委會中部辦公室（前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出版而由台大農機系馮丁樹教授主編的「榖物乾燥中心推行成果專刊」 數萬言報告書，在此不再贅述。

民國七十八(1989) 年，政府推行「中華民國產業自動化計畫」十年計畫，包括農業自動化在內。在該項計畫項下，各稻榖乾燥中心的自動化設施之 改進與受惠最大。早年稻榖乾燥機械化在各項稻作機械化中，其起步與進展最晚且慢，但後來卻反而進步最大，實現農業自動化最早的一項目了。目前台灣乾燥機械化已達 九成以上，為亞洲國家中佔有率最高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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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學生時代學習歐美已普遍使用的所謂西洋農機具，也略知他們已達相當層次的農業機械化，不論整地、播種、管理、收穫乃至調製等都有適當的 農機可使用。不過，西洋農機大都在旱地狀態下使用，我們無法直接引進到台灣狹小的水田來，當然如在甘蔗園等旱田應可直接利用。因此，在我年輕時候的腦海中，台灣農業 機械化將由旱田作物開始，至於水稻田的機械當時尚未成形，遑論稻作一貫機械化，更不敢奢望在我們有生之年，可實現稻作全面機械化的夢想了。可喜的是，結果恰好與早年 的推想相反，由於水稻為台灣主要作物，而適時的鄰國日本研發成功各種小農用的稻作機械，因此在政府、民間各方面的大力推動下，居然讓我們僅僅以一世代的時間實現了 稻作全面機械化的美夢。如以歐美從曳引機研發開始起算到各種農機齊備而達全面機械化為止，大致上經歷了百年；而日本則在明治時代從西歐引進西馬牌小型曳引機開始到 研發完成插秧、收穫、乾燥等機械而達全面稻作機械化，概略的估算也費了五十年光景；至於台灣則得天獨厚幾乎可直接引進日本的發展模式，如以引進美利牌耕耘機算起， 大概僅僅經過了二十五年的歲月。

前面提到各種主要農機的發展情況，這些大都屬於稻作機械的範疇。除了耕耘機與曳引機可兼用於水旱田外，其他如插秧機、聯合收穫機、乾燥機等都是 純粹的稻作機械。當然這些農機經過改裝或許也可利用於其他作物栽培，但其主要發展目的即為稻作機械化。如前述，台灣稻作機械化所需農機至民國六十(1970) 年代已齊備， 為加速普遍化祗欠東風，即資金問題。為此，六十六(1977) 年當時的行政院蔣經國院長在立法院宣布﹕政府繼十項重大建設之後，將推動十二項重要建設，其中之一即為﹕ 「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計畫」。由政府自六十八(1979) 年度起至七十一(1982) 年度連續四年撥款共四十億元作為基金，另由相關行庫、農會等也籌措四十 億元配合作為推廣農機的循環性貸款資金。自然這些資金絕大部分被用於稻作機械的貸款。至此階段，台灣稻作機械化事業已登峰造極，隨後即由絢爛趨向平淡了。此項基金於 該計畫結束後，至今仍繼續循環運用，不過後來被合併歸入農業發展基金，已非專款專用。據說從此農機貸款資金年年不足，造成農民與農機業界很大困擾，因當時我已離開公職， 不在其位也就無法深入了解究竟了。

有關上述四年計畫實施的概要、成果等，於七十二(1983) 年元月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名義出版「十二項建設計畫，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 農業全面機械化報告」為一份六十頁的文獻，如欲深入了解詳情者可設法翻閱該報告，在此不擬重覆了。倒是想藉此漫談一兩則研提該項計畫時，我親身經歷的小插曲。

話說蔣院長在立法院宣布該項計畫前我們包括長官事先一無所悉，我在前面提到大膽猜測該計畫可能與我們拜會李登輝政務委員時提供熊參事農機化 資料一事有關，可能是巧合，時間上倒是相近。蔣院長只提出一個標題，倒底需多少基金，如何進行，又要主管機構研提計畫了。此項任務如同前次研提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 一樣，又落到農復（發）會身上。首先接到經建會通知儘速提出四年所需基金額度，我奉命估算提出了每年二十億元，四年共需八十億元，比前次四年計畫十五億元高出許多了。 我將預估金額呈報上級，有一天早晨沈主任委員找我問話，他說為何需每年二十億元之多，兩億元就差不多了吧？好像我漫天索價，他就地還價的味道，他還追加一句說要求 太多俞國華會罵人的。我當時感到一陣農政官員的老實與無奈，真不是滋味，至今仍銘記在心。我在心中嘀咕，罵也不會直接落到我頭上，跟我抱怨有何用？我當然不能說出口， 只好說我們確實需要此項金額，不妨照案提出，就是被打對折仍每年有十億元可支應；如太保守少提，將來推行不了計畫，問題與責任就大了。反之，如額度被削減，將來萬一 發生問題，我們仍有辯解的空間（大意如此，原意未變）。老實的老長官終於同意照案研提，結果經建會也非省油的燈，把二十億元基金減半，另十億元由相關行庫出資配合湊足 了二十億元，雖不滿意尚可接受的結局。因少了十億元基金，其可運用於推行工作的孳息就大減了。

上則插曲與俞總裁有間接關聯，而下則故事就與俞主任委員（俞總裁當時兼任經建會主任委員）有直接關係了。話說十二項重要建設計畫必須經過經建 會初審，有一天農發會李秘書長找我一起出席該會，參加討論上述四年計畫的內容。據說農發會長官非經建會委員，因此李秘書長只算是列席，而我是列席者的隨員了。不過， 李秘書長尚可跟委員們平起平座，我則坐在他後面的硬板椅子了。主席當然為俞主委，開會討論內容事隔多年，已不復記詳情，只有一件事因事關重大，印象特別深刻，至今 仍刻在腦海中。如上述，我們研提每年需基金二十億元，俞主委不出沈主委所料，他認為太多可否減少些，他乃問農民購買農機為何要全額貸款，他們至少要配合兩三成，否則 容易產生呆帳云云（大意如此）。大官們鴉雀無聲，李秘書長頭也不回顧看我一下，我則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沉悶空氣經過半響，適時出現了救星，坐在主席身旁的李國鼎 委員，未經主席同意竟向我問﹕「彭技正有何說明？」我如釋重負不待主席點頭，即刻起立回答﹕「報告主席，貸款對象如為企業界則主席的指示非常合理，不過因農機貸款多年 來一直由土地銀行等行庫施行全額貸放，本計畫目的為加速推行農業全面機械化，如要求農民需負擔兩三成頭款，可能反而不利計畫的推行。至於主席擔心全額貸款易出現 壞帳一節，因農機貸款一向有農地作為抵押，農地為農民的第二生命，故多年來除非農民發生重大變故，農機貸款壞帳比率甚小。」我不亢不卑，先呼應主席英明卓見，然後婉轉 說明反對理由，大官對基層人員的頂撞一時語塞，可能心中懊惱，只聽到他喃喃自語﹕「開會不能還價，那還開什麼會」，全場清晰可聽見。還好主席並未堅持己見，也不下結論， 要求進行討論另外議題，好像就如此過關了（以上紀實並未加油添醋）。因為事後經建會將我們所提計畫除基金減半外，其他照案通過，並未要求農民負擔兩三成配合款。我非常 感激李委員打破一言堂，適時給我發言機會，也感佩俞主任委員寬宏大量不堅持己見，如當時他堅持則在那種政治環境下，可能不會再出現任何委員出面緩頰，該計畫能否順利 推行是個未知數了。

該計畫推行四年結束後，實際上在原定規範下，工作之推動持續不斷，不但稻作機械化已全盤解決，甚至收穫後處理、儲藏與加工等機械化和自動化也 逐次實現。

有關稻榖儲藏方面，早在六十三(1974) 年農復會在中央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計畫下，委由台大陳貽倫教授在羅東鎮農會執行「稻榖散裝低溫倉庫」之實驗 計畫，獲得成功。該實驗倉450平方公尺（136坪），倉容量1,200公噸，總工程費約250萬元。這是造成後來在各地普遍設立低溫散裝倉之始。不過，當時的糧食局不贊成稻榖散裝 存倉，更不獎勵能保持良質米的低溫倉（因費電），而事隔多年才被各方面接受。

說起糧食局早年是一個龐大的衙門機構，分支單位分布各地，因執行肥料換榖等政策，富可敵國。早年的確對穩定民生糧食有貢獻，而當年李連春局長 深獲老蔣總統的信賴，儘管歷次省政府改組，他卻一直穩若泰山，有不倒翁之稱。據說，他幹勁十足，每每夜間訪察各地分支單位，並召開會議，而為主持會議的他，卻不大守時， 理由是閒人才能守時。這些怪論只是傳聞而已，我們並無機會領教過就是。早年糧食不穩定時代，其管制極嚴，如不同糧區間稻米不得互相隨便流通就是一例。在那種氣氛下， 衙門內官員自然以不變應萬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來應付了。如我們建議散裝倉庫，他們堅持多年來的袋裝，理由是容易搬運和堆積，通風較好等。至於低溫儲藏可保持良質米， 他們認為多花費電力不值得。農政單位推廣稻榖乾燥機時，該局不但不配合，反而自行大力補助農民舖設水泥曬榖場來呼應。我們也建議改良農會傳統開放式木製碾米設備為 金屬製密閉式設備，以減少灰塵污染工作環境，該局則稱木製設備較可靠云云，不一而足。又如我們建議推行小包裝米，而以改變太大為由不被採納。一直拖到蔣經國總統上台， 批評糧食局太守舊，而不倒翁李局長應聲倒下，隨後局長更迭如翻書，新人新政，糧政大鬆綁，取消糧區及肥料換榖制度等。斯後在農發（委）會、農林廳等農政機構努力下， 終於實現了各項水稻收穫後處理、儲運、加工等作業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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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稻作機械化已趨完備，甚至水稻收穫後作業已進入自動化階段，不過在台灣農田上最早利用農機卻非自水田起步，而是由台糖公司自營農場的 甘蔗園開始。民國三十九(1950) 年，隨著國府自大陸撤退到台灣，於九月間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結束，其所屬農墾處（AMOMO）移併台糖公司，四十(1951) 年一月該公司 設立農業工程處（後改為機械工程處，仍稱AMOMO），主要負責農機之保養、修理、研究改良、人員訓練及農機配售等業務。又為試驗農機，該公司還在嘉義太保農場設立 「機耕實驗場」。

當時台糖公司已有曳引機廠牌機型，如EMPIRE, ALLIS CHALMER AC-C, AC-WC 及FARMALL “A” 等計186台，係屬18~30馬力的輕型曳引機，僅能犁地、 耙田及搬運，此為台糖蔗園機耕之搖籃期。此階段曳引機因馬力小，不適應蔗田需要，工作效率與應用範圍均不理想，於四十(1951) 年左右再自美國購進C-WD, D-WD 及 AC-UC 等蔗園用機型，馬力雖仍僅有30多馬力，但作業項目擴大至犁地、翻綠肥、耙田、作植床、施肥、中耕除草、培土、開根及搬運等；再配合大馬力履帶式機型，如 CATERPILLAR D-6 及 D-8 之購進使用，此為台糖機耕之成長期。

四十三(1954) 年開始大量引進 M-TA , C-WD45 及S-WD45等四十馬力級輪式曳引機，至五十七、八(1968,69) 年間引進種蔗機及甘蔗收穫機為止， 為台糖機耕之壯大期。本階段曳引機除四十馬力級以外，尚有九十馬力以上的履帶式機型，如 D-6C, TD-9, OC-12, OC-15,HD-16D 及 NTK-6 等亦前後參加機耕行列， 擔任深耕、犁地、耙田、中耕、施肥、培土及噴殺草劑等單項作業。一次多項操作之聯合農具，如中耕施肥器、施基肥作植床器、培土施肥器、整地聯合農具（築畦、施基肥、 作植床）及宿根處理聯合農具（開根、施肥、排土、潛耕）等，亦在此階段自行研製推出應用，機耕效率因之提高，費用降低，蔗園機械作業才算真正開始全面應用，但機耕作業 程度仍僅能達到47%，在此階段對一搬蔗農的機械代耕業務也開始展開。

五十八、九(1969,70) 年，台糖公司又引進甘蔗收穫機及 FORD-500, DB-1200型六十馬力輪式曳引機，台糖自營農場始邁進蔗園作業全面機械化的 時期。因該等曳引機馬力較大，且具有動力傳出裝置(PTO) ，過去無法做的作業，如甘蔗株心入土（回轉式與螺轉式入土農具）、宿根切頭、復畦、覆土等即可應付自如了。自從 開始使用種蔗機及收穫機後，蔗園一貫作業機械化可算完成。本階段大馬力曳引機除上述兩種外，尚有各型履帶式及四輪轉動機型，如IH 及CASE等。另外由澳洲進口之 DMH, TOFT, MF 各型甘蔗收穫機也大量投入機耕行列。

如上述，台糖農場大都依賴國外進口農機，但許多作業機卻為本土研發改良成功者。鑒於台灣農地少價位高，該公司乃開闢大批河川石礫地為蔗園， 因此本土化蔗園作業機堅固無比，構造特異。此種特異農具除部分由台糖自行研製外，大部分委由民間農機工廠承製，如高雄大寮的谷林農機公司為個中翹楚。該公司負責人 林瑞寬兄弟幹勁十足白手起家，兄對外負責拓展業務，弟對內主持廠務，兩人合作無間，公司業績蒸蒸日上，已有向外投資了。

總之，蔗園機械化完備後，早年甘蔗種植期及收穫期雇用農民如螞蟻雄兵般的田園景色已一去不復返，而以機械影子點綴田間代替了。由於農村勞力 缺乏，而適時以機械力替代，始得勉強維持了台灣糖業的存在，只是其生產成本仍居高不下，無疑地為台灣糖業的隱憂。砂糖成本中，由於甘蔗體積龐大，其收穫後搬運費用 所佔比率不小。甘蔗搬運主要依靠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台糖小火車，不過由蔗園搬離時早年卻需依賴牛車，但自從機械化後牛車減少，且其效率太低，後來轉而依賴土產的拚 裝車了。我多年來被台糖公司聘請為該公司蔗糖試驗研究計畫的評議委員，有一年的評議大會上，郁英彪總經理報告時有感而發提到拚裝車對台灣糖業的貢獻，認為是一大 創作。不過，事實上拚裝車絕大部分非被利用於農產搬運，許多卻被利用於如土木建設、砂石搬運，甚至小販用等，這些非農用拚裝車在公路上奔馳，闖出不少意外事故來， 交通單位卻怪罪為農機闖禍，當然農政單位並不承認拚裝車為農機，因此互相踢皮球，拚裝車的管理問題，至今仍一直無法理清權責，這可能拚裝車被誤認為農地搬運車的 緣故。其實兩者很容易區隔。前者顧名思義為拚裝，為利用一般舊汽（卡）車底盤拚湊而成，當然無一定規格，大都由鐵工廠製造；而後者則依農政機構所定規範在一定規格 之下量產者，且每一機型都需通過性能測定，這些都是合法農機工廠的產品。因此，農政機構自然僅承認農地搬運車為農機而列入管理，把拚裝車排出在外了。事實上，於 六十五(1976) 年行政院為考量當時農村運輸需要，乃由各縣市政府農政單位（因尚無交通單位）核發拚裝車「臨時使用證」，並由省政府交通處管理輔導。由此可見，交通 單位無法有效管理拚裝車，就把責任向外推了。其理由據說為早年互相踢皮球要取締拼裝車時，台南縣政府農業局謝局長認定該車對農業搬運仍有需要，乃自告奮勇擔任 管理，自此交通單位認定與他無關了。

將話題收回來，綜合言之，台灣以一世代的歲月除完成水田作的機械化以外，旱田作物栽培以蔗園機械化起步最早且完備，其他旱田作物，如甘藷、 花生、玉米、大豆乃至茶園、蔬果類等作物栽培亦陸續完成機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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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拼裝車與農地搬運車的區隔。事實上，兩者的共同點即為都屬於交通或運輸工具類，兩者都未經農機工作同仁研發或改良過程而問世的產品， 算是異類農機吧。只是農地搬運車比較接近農村，被利用於農業為主，乃獲得農業界人士的青睬，故由農政單位給予農機待遇，其推廣不但可獲得農機專案低利貸款，甚至早期 推廣時還給予補助的優惠待遇，終於蓬勃發展成為農村（包括山坡地）運輸主流工具了。

如前述，早年台灣農村的主要搬運工具為牛車，開始推廣耕耘機後利用該機帶拖車成為主要農村搬運與交通工具了。這種發展模式，在早年的日本，後來 的南韓以及現在的大陸和東南亞各國都出現相仿現象。我在桃園農校執教期間，為執行開墾計畫，課餘隻身前赴埔心現場勘察時，騎西德製REX牌50 CC機車前往，當年國產機車 尚未問世，進口機車也甚少，台灣才開始產銷腳踏車的年代，騎小機車也拉風一時；但逢週末或週日帶領學生前往現場時，只好駕駛耕耘機拖帶拖車，六、七個學生坐在拖車上， 一路搖擺，上坡時學生只好下車徒步跟車了。早年公路上車輛稀少，只是路況不甚理想，一路上顛簸，大家不以為苦，說來真是一股傻頸。我們執行農復會計畫，未編列出差旅費 或加斑費，更無所謂研究或技術津貼，每人帶便當出門，套當年流行一句話為「克難精神」吧。不過，我們從未被推舉為「克難英雄」就是了。

前面提到為執行開墾計畫，向台糖公司借調一台D-2履帶式曳引機和犁具，同時台糖公司也派駕駛員一人保養，實際執行犁耕工作。因學生只有週末或 週日分批前往現場，一批六、七人也只能輪流嘗試一下，點到為止，故大部分工作還得有賴該駕駛員誠實、自動自發工作。因我在二十公里外的桃園，無法直接監督現場，好在 他借住何姓地主家，地主擔心犁耕深度，每天跟著跑，等於間接擔任監工了。駕駛員四十多歲，經驗豐富，被二十多歲小伙子監控，可能不是滋味，好在他為人老實，隻身奮鬥了 兩年毫無厭倦表態，工作態度令人欽佩。只是老實人有時也會出奇招偷懶，在地主監視下不好意思明目張膽，但他會名正言順地找理由休息。有一天，忽然接到他的電話，說曳 引機犁不下土，要求解套。經向地主打聽，土質並未特別乾硬，他證實該碟犁只刮起表土，無法深入土中。那一天只好讓他公休，第二天下午才趕到現場查看。雖然在學校修過 碟犁的理論，但從未有過排除故障的經驗，乃趕緊翻書重溫犁的原理，初步猜測可能與碟犁的傾斜角（垂直二十度）和圓盤角（前進方向四十五度）有關。第二天準備量測道具， 騎著REX機車帶一名較靈光的學生做幫手，也算壯膽，但仍懷著忐忑的心情趕到現場。果然猜中，傾斜角等於零，圓盤角也很小，碟犁成了碟耙了。仔細一看，大螺帽有鬆過的 痕跡，乃肯定他動過手腳，不過雙方心照不宣，合作調回原位，故障順利排除。旁觀的地主大為高興，首次請了客。我彷彿順利通過大考的學生鬆了一口氣。

但是，駕駛員不會就此罷休，不久又出難題，說是曳引機發不動，要求修理。又是公休一天。D-2曳引機用多缸柴油引擎，老實說當年除了單缸的野馬牌 柴油引擎外，尚無機會碰過多缸柴油引擎，只好臨時抱佛腳，詳閱使用說明書琢磨故障原因。經向地主打聽，本來曳引機很正常，添加柴油後起動不久就自動熄火，然後就無法 再發動云云。參閱說明書後乃大膽假設，添加燃料油時可能油管中有空氣進入而油路中斷。第二天親赴現場，卸下燃料油幫浦，以清洗為名，其實主要想仔細檢視其內部構造， 然後依說明書的排氣要領，又順利解決了難題。自此之後，一帆風順，再也沒有出現過問題。由此經驗，臨時抱佛腳總比坐以待斃好些。易言之，要有幹勁，動大腦，天下沒有 無解的難題。

似乎有些離題，言歸農地搬運車話題。在國內首先開發成功農地搬運車者為伍氏父子。據說他們本來在新竹擁有一片山坡地水果園，為解決水果或肥料 在山坡地搬運問題，利用耕耘機帶拖車則全身太長，顯然不適宜，乃有幹勁的父子倆動一下大腦，將動力和拖車兩者合為一，縮短了機身，居然自創了可實用的搬運車。所以， 起初有人稱它為山坡地搬運車，或伍氏搬運車。同時期在日本已有人開始販賣類同搬運車。又，六十(1970) 年代初期，台灣汽車市場頗為低迷，裕隆汽車公司出品「利大」 小貨車也想假借農用的名擠入農機市場。有一天，該公司一位協理邀請李崇道秘書長前赴新竹參觀「利大」的爬坡表演，我奉命陪同觀察，順道也參觀了伍氏搬運車。伍氏向李氏 宣稱這是他們一大發明，李氏當時問我是否發明？我一時語塞，只好說確實為好搬運車，是否發明應由中央標準局來評定。為此，還遭致伍氏不滿，誤會一場。不過，無論如何 搬運車肯定被歸入農機範疇，而「利大」則排除在外了。

伍氏研發成功搬運車，不僅解決了本身果園搬運問題，乾脆利用農場廠房製造搬運車出售。結果好評湧現，尤其頗受山坡地果農歡迎，生意興隆，農業人 蛻變為工業家了。我在前面提過，三久公司林董事長為解救本身的稻榖雨中損失而研發乾燥機成功，伍、林兩家由「農」轉為「工」情形有異曲同工之妙，真是應驗了無意插柳， 卻柳成陰了。

自此（六十七年），農地搬運車製造廠一如其他農機機種一般，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產量大增，不但使用於山坡地，也大受一般平地農的歡迎。當時製造 廠牌有﹕伍氏（端翔）、金合成、中原、富全、大地（大地菱農機）等。當政府推動「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計畫」時也被列入加速推廣之列，原訂目標以每年 推廣千台者，竟達七千台之多，可見其所受歡迎之一斑。

進入七十(1980) 年代，又有不少新廠牌加入，即﹕佳農、大信（信先農機）、必翔、裕農、山力（山能工業）、新農（新酉企業）等；為因應激烈競爭市場， 亦有改變其構造設計者，如四輪傳動（4-WHEEL DRIVE ）、附加油壓傾斜裝置（DUMPCART）等。

進入八十(1990) 年代，有更多新廠牌加入競爭，主要者有﹕山玉、順農、久山保、小金鋼（富鑫工業）、永三源、力虎（步行履帶式）、賜合（高唯企業）、 農豐（昶維工業，步行履帶式）、佐籐（台灣佐籐實業，步行履帶式）、新農（達農企業）、小牛（元凱）、兩和等。當然也有不少地區性小工廠參與競銷，如南投國姓鄉的和平機 械廠、台南的專友農機公司等加入熱鬧非凡。本階段搬運車的特點為小型步行履帶式搬運車的出現。由此，農地搬運車（幾乎無進口貨）在國產農機中成為歷久不衰的機種是 始料未及的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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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栽培主要管理作業為中耕除草與防治病蟲害兩大項，前者以使用中耕管理機亦簡稱中耕機，後者則為噴霧機械為主要農機。

如前述，耕耘機由三馬力半逐漸增大到二十多馬力，甚至後來被大型曳引機取代。在中國大陸稱呼曳引機為拖拉機，而耕耘機一般則稱為手扶式拖拉機 （亦稱動力耕耘機），兩者都屬拖拉機類，被視作同類兄弟農機了。至於小型耕耘機的功能則幾乎被中耕管理機替代。曳引機與耕耘機兩者間很容易區隔，前者為四輪（亦有三輪 或履帶式）可乘坐者，英名為TRACTOR即曳引者或拖拉者的意思。後者為兩輪稱之為POWER TILLER即動力耕耘者的意思了。至於中耕管理機也是具備兩輪就與小型耕耘機較難 區隔，不過一般中耕管理機都搭配七馬力以下的汽油引擎為主，且為方便管理作業計，其操縱把手可上下左右調整，甚至可前後回轉的方式，與耕耘機的固定把手截然不同。 前面多次提到過台灣稻作機械幾乎跟進日本農機模式發展，而中耕管理機也亦步亦趨參照日本產品加以改良者。

台灣早在六十二(1973) 年就有彰化田尾鄉某農機行最先拼湊中耕管理機販售。不過，當時因其品質不良，推廣數量甚少。一直到六十九(1980) 年始 有較具規模的農機廠，即中原農機公司推出六馬力級的機型問世。隨後由七十一(1982) 年起陸續有金合成牌、大順（建凱企業）、力虎（力達工業）、伍氏（端翔企業）、農豐 （文豐工業）、台林、康郎（慷榔機械）、建農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至七十五(1986) 年其年產量已達四千多台，反觀進口日本貨則由最高峰年銷量1,600多台驟降至兩三百台 之譜。

國產品激烈競爭結果，部分廠牌被淘汰出局，反面亦有新加入陣營者，如佳農、小牛（元凱機械）、展農、台農（新台灣農機）、順光、大地（大地菱農機）、 春風（上志農機）等。另外，亦有不少地區性小工廠的出品。隨著稻田轉作旱田作物的推動，中耕管理機的需求量大增，近年來儘管農村不景氣，該機年產量曾高達八千多台 （部分外銷），幾乎與耕耘機鼎盛期的推廣數量相近了。中耕機英文稱為CULTIVATOR字義上為鬆土機的意思。七十(1980) 年代初期，在日本農機市場上出現一種深層鬆土機， 係利用空氣壓縮機將空氣打入土層內，使土層鬆軟的功能，可利用於茶園或果園的鬆土管理。我們在中央加速農建計畫下，引進並委由中興大學農機系彭錦樵教授加以仿造 與改良，將空氣打入土中同時將液態肥料或農藥灌入土層內，作施肥或消毒土壤腺蟲之用。該改良機型於七十四(1985)年完成商品化後交由兩和工業公司產銷，至七十五 (1986) 年底推廣即達兩百台左右，一時頗受好評。可惜，經農民大眾使用結果，往往使用後不徹底清洗，保養不佳等原因，故障頻傳，加上農民使用不當，太靠近果樹根部 而易傷及根部等原因，終於停止產銷，算是短命農機機種之一了。由此可見，農機研究改良不可一廂情願，須顧及實際使用者的習性，台灣農民往往不按理出牌的壞習性， 都須考量在內。

農作物栽培管理用農機除中耕管理機外，以植物保護機具即病蟲害防治機具為最重要了。該機具以噴藥機即噴霧機或噴粉機為大宗。噴霧（粉）機又 可分為人力用和動力用兩大類。

早在四十(1950) 年代初期，農復會為增產稻米，農藥專家率先輔導台中市的永安實業公司量產人力噴霧器。該公司首先產銷半自動式（邊加壓邊噴） 與全自動式（一次加壓噴完）兩種噴霧器，均屬背負式即農民背著噴霧器在田間邊走邊施農藥。後來，該公司也產銷定置式高壓噴霧器，即幫浦由搖動摃桿來加壓者。當年 由於噴霧器產銷利潤豐厚，不久許多該公司幹部離職自立門戶參與競爭，如佳農公司的林瑞國董事長即為其中佼佼者。自然不少旁觀者認為該行業有利可圖，也插上一腳， 如彰化的慶豐農機廠就是當年較具規模者。五十(1960) 年代末期，台灣農村已有人力噴霧器約為二十萬台，人力噴粉器也有五萬台之譜。隨著動力噴霧機的推廣，這些 早期人力噴霧器製造廠大都改行或倒閉，改由眾多地區性小工廠生產此種噴霧器，並有不少外銷東南亞各地，據粗估目前年產量有五萬台左右。

動力噴霧機大致上可分為微粒噴霧（粉）機和高壓噴霧機兩種。四十(1950) 年代末期，由日本和歐洲引進動力微粒噴霧（粉）機開始風行一時。該機 備有鼓風機可兼用於噴霧和噴粉兩項作業。當年由日本進口廠牌有﹕共立、有光、野馬、久保田、宿谷、大前、美農樂、丸中、飛鳥、富士、三菱、東海、稻產、初田、丸山、日東、 奇美達、中央、TA S MOTOR、奧林比亞等；由西德進口廠牌則有﹕依勒斯（IRUS）、偉力士（WILLMES）、爽樂（SOLO）、實的（STIHL）等；由荷蘭進口者有﹕好利民（ALLMAN）、 K.W.H、通用、一樂等廠牌；另由英國進口MOTOBLO SUPER 70. 同時期亦適時推出國產品，其主要廠牌則有﹕金龍（永安）、亞洲、中農（中國農機）、新台灣、達士、省力、吉村、 太陽王等，只是其品質、性能較差，銷售量亦較少。

由於當年微粒噴霧（粉）機廠牌眾多，品質、性能參差不齊，當時農復會乃委請台大農工系陳貽倫教授（當時為農具工廠技士）研訂「噴霧器（機）檢驗 標準」（草案），五十五(1966) 年初起開始進行檢定工作，三年間約有三十多廠牌送檢八十七機型之多，由此可窺視五十(1960) 年代此項機種在台灣市場的盛況一斑了。 檢定合格機型由台大農工系出具證明，廠商憑此申請該機型列入政府補助農民購置時之對象。這是台灣農機由公務機構認定其性能的開始，也就是其後執行多年來的「農機 具性能測定」的濫觴。雖然，先此於四十(1950) 年代末期已由台大農工系機械組張舉珊教授進行「耕耘機性能試驗」，五十三(1964) 年改由陳貽倫教授也利用台大已有設 備接續該試驗，先後共完成中農牌、台農牌、寶島牌（洽義發農機）等十多機型的試驗報告，不過都僅止於試驗而已，尚未發揮「農機具性能測定」公權力的功能。難能可貴的是， 以上農機試驗或性能測定，都由台大教授們及其助理為了專業自動自發辦理，計畫項下無加班費更無任何津貼，農復會只補助些設備、材料以及雜費而已。早年農機人的 傻勁和敬業精神，以現代人的眼光似乎很難理解的吧！

說到「農機具性能測定」工作，為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過程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目的為在同一標準下測驗各相同類型不同廠牌農機的性能，作為消費 者購置時的選擇參考，並藉此提升各廠牌農機性能，以保護農民權益。除曳引機以外的主要農機，每一廠牌機型都須經過公家機構測定通過始能享有低利貸款或補助的資格。 因此，申請測定機型廠商絡繹不絕，測定工作負荷甚重。

如上述，農機性能測定工作首先由台大農工系機械組主辦，後來由於工作繁重，該組人力不勝負荷，當時乃由經濟部加速農業機械化推行小組商請 台灣省農業試驗所農機系鄔清標主任等承接辦理。鄔主任處理事物認真，不論大小粗細凡事躬親，當時適值稻榖乾燥機等新型農機相繼問世，鄔主任等工作同仁疲於奔命， 不久鄔主任積勞成疾，因肺癌不幸英年逝世，這是國內農機界的一大損失和無限遺憾。禍不單行，鄔主任走後不到一年，他的得力助手黃光華技士亦因肺癌追隨鄔主任而去， 令人不勝欷歔。因此，該系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不得已正好台大農機人才逐漸充實，乃又回頭委請台大農工系機械組（後來獨立成農機系）教授們辦理此項測定工作。由於此項 工作繁重，該系乃商定由相關教授輪流主持，自六十六(1977) 年開始至七十五(1986) 年六月間，先後有李廣武、王康男、張漢聖、陳貽倫、蕭介宗、吳中興及張森富等七位 負責，共測定了新機型達一八一型之多。另外，廣義的農機尚包括漁機和省能源漁船，其性能測定工作則多年來委由成功大學漁機研究中心免收廠商費用予以辦理。

從事農機性能測定工作者均屬兼差的義務職，都以專業敬業精神持服務心態，不求額外報酬，而工作認真，任勞忍怨，令人佩服。不過，九年多下來， 台大教授們亦因教學、研究而忙碌，漸漸對測定工作心煩不耐，自七十五(1986) 年七月起再次將此項業務轉交農業試驗所農工系承辦至今。當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建立 農機性能測定業務之法制化，特頒訂「農機性能測定要點」及各相關機具之性能測定方法暨暫訂標準計三十二項。由該要點規定該項業務交由該所承辦為一項行政命令， 而終於跳脫過去的商請委辦之路了。有關測定工作所需費用，國產農機部分由政府補助，進口農機則由進口商負擔。由於當年農試所主管單位為農林廳，因此該廳農機同仁 如歷任農產科科長及農機股林明仁股長等均參與輔導，並將歷年來所有測定結果報告編印成冊，可供各界索閱參考，在此不擬重覆了。

如上述，農機性能測定單位由台大與農試所輪替，而動力噴霧機的發展也有輪番上陣的意味。如前述，首先人力噴霧器與噴粉器為病蟲害防治機具的 主流，後來出現高壓動力噴霧機；至五、六十(1960,70) 年代動力微粒噴霧（粉）機風騷一時，當時農村到處可聽到「嗚嗚」聲，即為該機的惱人鼓風機所造成的噪音。到六、 七十(1970,80) 年代以後，又重歸高壓動力噴霧機的天下。不過，此種機型除了原來的定置式以外，以小型背負式的機型大受歡迎，農民噴曬農藥時只能聽到輕快的小汽油 引擎排氣聲，頗有配合環保的品味了。更可喜的是，此機型幾乎為清一色的國產品，不像微粒噴霧（粉）機幾乎為進口貨的天下。只是，該國產品並不包括其動力即小型汽油 引擎，雖然國內有幾家嘗試生產，可惜其性能尚未被肯定，是美中不足的一點。儘管如此，此機型除在國內普遍被農民使用外，每年外銷東南亞各國數以萬計，成為我國農機 外銷的尖兵機種。該機的國內主要農機廠有﹕台灣共昱、大農、陸雄、元良、物理、永銡、鑫三進、安心、大貫、金田、金紀、隆源、川田等。又，上述兩種機型自七十五(1986) 年起，出現大型化的自走式噴霧車，該機將藥液以高壓幫浦加壓，由複數噴嘴噴出，再以軸流式鼓風機予以強風霧化並送至遠方的機械，所謂高速噴霧機（SPEED SPRAYER）， 大都被利用於果園的施藥；另外亦有不附鼓風機而被利用於水旱田作物的桿式噴霧車。這些國產品主要由端翔、佳農、鉅業、永三源、和平等廠推出。

此外，為節省人工專用於果園病蟲害防治的管路施藥設備也相當普遍化，且均由國內廠商如嘉義的鋐達、雲林的山凱以及地區性的小廠如亞洲、宏樺 等製造裝設者。總之，國內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機具早已多元化發展，對農作物增產貢獻很大；反面，農民施藥太方便，可能造成過量用藥而形成農藥殘留等問題，影響消費大眾 的健康，尚待有關單位繼續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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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旱田作物中，整地作業幾乎已全盤機械化，即耕耘機及曳引機已取代了耕牛。此外，播種、管理作業用機械亦差不多齊備。各種旱田作物栽培所用 收穫機械則為較不易解決的機種。以下漫談各種主要收穫機的研發歷程。

40.1: 甘藷收穫機主要由嘉義農業試驗分所林金鐓技士研發。早年甘藷為飼料主要作物，四、五十(1950,60) 年代栽培面積仍達十多萬公頃，後來 由於進口飼料大增，其面積逐年減少，至八十(1990) 年代已降到一萬公頃左右，且許多栽植改成國人食用甘藷了。由於甘藷為地下塊根，故所謂收穫機實際上是挖掘機，早年 以耕耘機帶動，後來曳引機普及化後改搭載於曳引機。林技士研發完成此機後委託千漢設計公司吳漢筠代為商品化，挖掘機前部為切蔓刀，可將甘藷籐蔓切碎，便於挖掘作業。 構造上這是一部成熟的機械，工作效率很高。七十四(1985) 年，嘉義的兩和工業公司為拓展新產品乃承接此機正式生產，吳漢筠父子也投資加入該生產計畫，可惜未能大量 推廣給農民，理由是一般農民種植甘藷面積不大，且塊根在田土中容易保存，故農民每次採收量不大，所以不需利用此種高效率機械，簡直大才小用了。故除非需大面積採收的 業者，如甘藷量販才會想到利用挖掘機。不過，量販業者人數到底不很多，據說他們奮鬥了六年多才推廣了八十多台，吳家本身就虧損了百餘萬元，懊惱不已。為增加此機種的 用途，林技士就把它改裝可利用於馬鈴薯的收穫，因馬鈴薯大都由量販業者收購以供內外銷，因此每次收穫面積較大，故已由各地鐵工廠產銷此種挖掘機了。

40.2: 花生聯合收穫機的研發主要由中興大學農機系黃陽仁教授進行多年，其間台南區農改場梁連勝股長亦短暫從事研發工作。前者採輪式而後者 則採履帶式的機體為最大不同點。花生為彰、雲、嘉三縣沿海鄉鎮的主要傳統作物之一，國內栽培面積曾高達十萬多公頃，後因農村勞力缺乏，栽培面積銳減至三萬多公頃， 迄至花生聯合收穫機研發成功推廣而舒解了勞力後才又稍回升至四萬公頃左右。後來又因花生替代品大量廉價進口，致使栽培面積又滑落，至八十八(1999) 年僅剩兩萬六千 公頃之譜。

如上述，早年花生為台灣重要農作物之一，惟其收穫作業最費工，因此如何降低收穫工時為農機人的一大挑戰。民國四十(1950) 年左右，台大農工系 楊景文助教從事研發花生脫莢機，為台灣研究花生收穫機械化的先驅。他把水稻脫榖機的脫榖倒V齒筒改裝成鋼絲迴轉筒，手握住花生株將花生莢打下來的設計。為了使打下 花生莢少帶子房柄，楊助教費了不少苦心。只是完成後經花生農試用，功能上尚可滿足，但工作效率不比人工手拔後立即脫莢快多少，因手拔後搬送至脫莢機的時間就足夠 人手脫莢了。當然使用脫莢機較省力些，但早年農村勞力充沛的年代，年輕力壯的農民倒不在乎省力，而在乎脫莢機的價格了。簡言之，此機未能推廣無疾而終。

五十(1960) 年代末期，鑒於農村勞力逐漸缺乏與老化，農復會自美國購進兩套LILISTON牌花生挖掘機和脫莢機，移交給台南區農改場試用。該機型 體積龐大，且均需由曳引機拖帶，故整個機體太長，不適於小田坵使用。另一缺點為脫莢需俟挖掘機挖起花生陰乾兩三天後始能脫莢，農民不放心把挖出花生放置田間，故此 機僅止於試用而無法推廣。

為解決上述問題，我當時乃請中興大學農教系農機組黃陽仁教授參考 LILISTON花生收穫機，研發一種花生聯合收穫機，即把挖掘、脫莢與粗選別一次 完成的構造。這是當今世界上尚未出現過的農機，屬高難度的機械。當年除了我和黃教授以外，幾乎無人會樂觀其成，可見其困難度的一斑。事實上，黃教授和助理埋頭苦幹， 年年研提計畫達十多年，乃遭至我的直屬主管黃正華處長譏嘲，年年又是黃陽仁，何時了。的確，黃教授和工作同仁每年致力於改良工作，成形後下田實地採收試驗結果，往往 前進不了十多公尺就停擺，頗令人洩氣。為加速研發進度，在農復會農機研究計畫下，也委由台南區農改梁股長等加入研發陣容，結果仍無法突破瓶頸。事後究其失敗原因， 在構造原理上應無多大問題，只是工程設計和製造不良，複雜的機構強度未有全盤考量，致使東修西補，始終未能完成可實用的機械。

直到七十八(1989) 年，黃教授與台中霧峰的山能機械公司合作，由該公司商品化該雛型機，推出山易牌輪式花生聯合收穫機，可惜仍因其作業效率 偏低，農民接受意願不高，僅推廣二十多台，至八十(1991) 年即停止生產。另外，於七十九(1990) 年由農業試驗所及台南區農改場研發成功的機型分別技術移轉給台中清水 的康榔機械廠，推出康郎牌農試型及南改型履帶式花生聯合收穫機，不過其推廣數量兩型加起來也僅僅三十多台而已。一直到八十一(1992) 年，雲林地區有一家鐵工廠研發 改良類似山易牌的輪式收穫機，並於八十二(1993) 年授權給大地菱農機公司量產，因其性能較穩定，頗受花生農的歡迎，數年下來推廣了約六百台之譜。此外，又有一兩家 也投入產銷類似機型一百多台，總共七百多台，就幾乎解決了台灣花生收穫時期的缺乏勞力問題。不過，據稱商品化成功後的機械在田間仍故障頻頻，修護人員疲於奔命，可見 此機種的設計和製造的困難一斑了。假如，此機能提早十年問世，可能改寫台灣花生產銷歷史吧？嚴格說來，這種拖延過失在計畫訂定者，而不能怪罪黃教授本人，倒是黃某 把多年研究成果編纂成論文，榮獲日本九州大學博士學位，算是另類慰藉吧。該論文以日文撰寫後移我過目，黃某自修日文而達到能寫博士論文的程度，其認真功夫由此可見 一斑。

40.3: 玉米穗採收機（CORN PICKER）主要由種苗繁殖場研發三輪式採收機成功，另外，台南區農改場則研發履帶式採收機，農業試驗所則從事曳引 機附載前置式採收機的研究。又，台中區農改場則曾研發耕耘機附加側置簡易型採收裝置。本項農機研發單位甚多，表示當年（七十年代初期）為因應稻田轉作需求的急迫性。

玉米又名玉蜀黍，早年在台灣並非主要作物，其栽培面積僅一兩萬公頃。惟如前述，鑒於台灣稻米過剩，政府不得已於七十三(1984) 年施行稻田轉作 政策，鼓勵農民種植玉米等雜糧作物，採取保證價格收購等措施，其栽培面積至七十(1980) 年代末期驟增到八萬多公頃；不過由於進口飼料價格較低廉，相對地國產玉米成 本高，農民無利可圖，寧願將農地休閒放置，故進入八十(1990) 年代玉米栽培面積又趨降到四萬多公頃了。

五十(1969) 年代，台灣首先由種苗繁殖場先後自國外引進JD630型及JF90型玉米聯合收穫機，以及MF61型曳引機旁載式採穗機，其中前兩者由於台灣 玉米採收期，其玉米穗的含水率往往高達30% 以上，故無法使用，而後者亦因機體龐大而不適宜。該場乃綜合各機型的特點於七十(1980) 年獲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的補助 設計了三輪式兩行玉米穗採收機，並委由台灣農工企業公司岡山農業機械廠試製了雛型機。七十二(1983) 年農發會在加速農建計畫下，將該機委由工研院機械所予以商品化 設計，七十三(1984) 年技術移轉給金合成與大地菱兩家農機公司各製造五台，移交雜糧代耕中心辦理玉米收穫機械化示範推廣工作。該機工作效率高，一天採摘量可抵得上 約七十名工人的工作量。此機由大地菱等公司產銷達四十多台。採摘玉米穗需乾燥至含水率20% 以下，於脫粒前再去除苞葉。為此，種苗繁殖場又研發了一種去苞葉機，再加 上早年台南區農改場研發的玉米脫粒機，至此，玉米收穫及後處理一貫化機械已齊備了。為此，於七十四(1985) 年農林廳頒發該場研發有功人員呂武一等五人得農業研究 發展獎勵金五十萬元。從事該項研發計畫人員有李武一、謝建家、柯天雄、黃宗森、施名南等人。

40.4: 大豆聯合收穫機於六十(1970) 年代末期即由高雄區農改場王明茂、李明堆、游景昌等農機研究人員從事研發，至七十(1980) 年代末期始 達推廣階段。早年大豆栽培面積約三萬公頃，主要產地為屏東、高雄地區。高雄場為解決當地大豆收穫期缺乏人工問題，乃研發此種農機。其構造原理上宛如小號普通型榖物 聯合收穫機，採履帶式機體，搭載二十八馬力柴油引擎為動力源，可收割兩行。此機的研發歷程宛如玉米穗採收機的翻版，起初數年完全由農機工作同仁主導試製完成雛型機， 至七十五(1986) 年始委託工研院機械所進行商品化設計，於七十八(1989) 年技術移轉給大地菱農機公司正式產銷。由於大豆成熟期易裂莢造成大豆籽粒落地，故如何使 收穫機的分草板、扶撥輪及割刀適當配合以減少裂莢造成豆粒損失，頗費了苦心。結果該機可達到收穫總損失降到3% 左右，遠低於政府性能測試規定標準的8%。該機可收穫大 豆外，亦可用於紅豆、綠豆及毛豆（採種用）等豆類收穫。據游景昌技士等報告，利用該機收穫費用可節省60% 以上，推廣一百多台，其經濟效益達政府農業發展基金獎勵標準， 他們獲得一等獎的殊榮包括四十萬元的獎金，多年辛勞獲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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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與甘蔗同被歸類為許多特用作物之一，在台灣其重要性由栽培面積及經濟價值而言，可能僅次於甘蔗。兩者的種植面積歷年來都同樣走下坡，算是 難兄難弟了。

茶樹屬多年生之常綠喬木或灌木，其壽命常有高達百餘年者，不過其經濟生長樹齡大致上為五十年左右。在台灣何時種植茶樹已不可考，大概可溯至三、 四百年前由福建移民來台開始吧。四十(1950) 年代茶園面積約有四萬公頃，進入五十(1960) 年代降至三萬五千公頃左右，六十(1970) 年代又下降，每十年約降五千公頃， 到八十(1990) 年代僅剩兩萬公頃之譜。

我們每天吃飯也喝茶，不過一般人尤其農業人對於稻作較熟悉，所以我們把水稻歸類為普通作物，而與特用作物有所區隔。對歸類為特用作物的茶作就 陌生許多了。老實說，我也對平地的水田自小耳熟能詳，而對山坡地的茶園於爬山郊遊時才會看到茶園景色，聽到採茶姑娘的歌聲外，所知確實有限。

民國四十七(1958) 年，我與台大同事梁桐助教（現任夏威夷大學教授兼系主任）承農復會補助計畫下，進行「台灣主要十一種農作物栽培所需工時的 調查」，其中茶園經營最耗工、費時者為採茶作業，約佔總栽培成本的一半以上。如前述，我於五十四(1965) 年到農復會服務，首先推動稻作機械化，同時也留意其他作物栽培 的機械化工作。有一次訪問平鎮茶業試驗分所（茶業改良場前身），由吳振鐸所長簡報中初步瞭解台灣茶作的全貌。當時台灣農村已逐漸感到人工缺乏的壓力，據稱採茶姑娘 逐漸變為採茶徐娘，甚至陷入雇工困難的窘境，自然採茶工資上漲許多。當時我提議要推動茶作機械化，並以機械採茶來取代人工採摘為首要目標。當場大部分茶葉專家持懷疑 態度，他們認為採茶一定要「一心兩葉」以保持茶葉品質，機採顯然無法達到此要求。好在吳所長持正面肯定態度，並囑該所常昭鳴課長（台大畢業學生）跟我一起進一步評估。

如前述，台灣農業機械化事業得天獨厚，可參考日本的發展經驗而減少我們暗中模索所需精力。當年，日本茶農已開始使用採茶機，因此我們很快獲得 結論，台灣茶業必將步其後塵。為方便採用機械採茶，首先遭遇的瓶頸為茶樹的栽培與管理須予以改變配合，即為提高機採效率，宜培養茶樹呈採摘平面。慣行法為窄行寬株 方式種植，茶樹各個獨立呈半球型樹叢，即使利用採茶機，使用時宛如「理髮」般，工作效率仍無法提升。為此，我於五十五(1966) 年向農復會研提「衰老茶園更新計畫」，當 更新種植茶苗時，採行寬一公尺半，縮小株間為五十公分的定植法。

據農林廳調查，當時台灣衰老茶園（樹齡超過五十年以上者）大約佔茶園總面積的三分之一，我研提試辦十公頃的更新計畫。當年美援剛停止，不過 農復會三位委員中，仍有一位美籍委員為郝夫曼先生，中國籍則為沈宗瀚主任委員和蔣彥士委員。委員會審查各項年度計畫時，我被找去說明並備詢，郝委員提問為何試辦要 十公頃，一公頃就可以了吧？據說，郝委員本來為準備結束農復會業務而留台的最後美籍委員，心態上可能保守些，甚至能省經費就節省一些吧，當然這是我的猜測。好在被 詢前我已有些心裏準備，我首先以台灣衰老茶園主要分布於台北、桃園、新竹三縣，各縣情況不儘相同，且茶樹為長年作物，宜分散同時試驗，其結果才可作為統計的具體數據， 再說，計畫下需購置些設備，如三十五馬力履帶式曳引機一台、挖溝機等，試驗一公頃與十公頃所需經費相差無幾云云；蔣委員說茶業在台灣農業中所佔重要性仍不能漠視， 沈主委點頭同意，郝委員也就不再追問下來，算是審查通過，我宛如學生通過英文口試被解放一般。郝委員返美後，農復會並未結束，美國政府另派畢林士博士來台，還好其後 我再也沒有被叫去問過話，不過每年研提計畫一律仍得採用英文書寫，一個中國機構僅僅為一個美國委員，大家都得用英文來溝通，真是苦不堪言，當時農機技正僅我一人， 上無可推卸者而下又無幫手，每位技正人手一台英文打字機，真是一切DIY了。

衰老茶園更新計畫，由五十六(1967) 年度開始，首先在台北和新竹兩縣各選出兩公頃半，由桃園縣五公頃共十公頃，參加茶農十六戶，第一年度一切 費用，包括﹕拔除老茶叢、翻犁工作所需油料和工資、運費等均由計畫項下負擔外，又因茶農初次對更新工資缺乏信心（因更新期間無採茶收入），乃由農復會補助每公頃 1,500元予以鼓勵。另外，農林廳茶作科林復科長也很配合，每公頃補助14,OOO株茶苗，再由當地縣政府配合補助每公頃NPK共700公斤的肥料。由此可見，當年中央與地方政府 的良性互動和合作的一斑，也顯現大家對更新衰老茶園殷切的需求了。在該計畫下，農民則須同意於翻犁後放置茶園休閒五個月，並自行播種綠肥，又於種植茶苗前茶農 同意施堆肥每公頃14,000公斤等。由於各相關單位的良性合作，加上茶農的密切配合，第一年度就獲得好評，第二年度起更新面積提高一倍為二十公頃，但1,500元補助費則 取消了。

該計畫連續執行四年，更新了七十公頃，參與茶農戶達八十二戶之多，試驗兼示範地點分布於北台灣主要茶區，包括淡水、三芝、林口、龜山、龍潭、關西 等六鄉鎮。更新後的茶樹成長良好，茶園不再是無數小樹叢的點滴而呈無數條狀的綠色龍，吸引鄰近茶農參觀稱羨不已。從此，茶農大眾自行仿效更新衰老茶園，使台灣茶園 脫胎換骨，面貌一新了。隨著更新茶園的進展，採茶機械化也很快地普遍化，除了極少數高山茶，現在再也聽不到「一心兩葉」的神話了吧。以上衰老茶園更新工作，除了吳所長、 林科長等茶業專家領導與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的配合外，執行計畫的常課長、徐英祥秘書的功不可沒，同時他們的工作伙伴多人從事於田間工作更是倍極辛苦，他們是林仰峰、 王家駿、李清柳、張必富（台大農機僑生）、鍾光勝、劉盛政、葉正男、張松男、林六喬、陳盈孔、張健夫等人都流下不少汗水，也在茶作機械化的軌跡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腳印了。

隨著茶園的更新，各項茶園管理有利於機械化作業的環境陸續形成，自五十(1960) 年代末期起，除機械採茶外，剪枝、中耕除草、施肥、病蟲害防治、 灌溉、深耕等機械化作業頗有進展。如以推廣機械採茶為例，僅以三年時間在冬山、坪林、名間茶區即推廣90%以上茶園改用機械採茶可見一斑。又近年來，隨著茶作機械化 的進展，採茶後處理、製茶、選茶等機械化、自動化亦在茶業改良場的努力下進步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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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園機械化中，共用農機有整地用機械、噴霧機械、中耕機、施肥機、搬運機具等。不過，果樹、蔬菜的種類甚多，栽培地區條件亦不盡相同，故所使用 各種農機機型自然亦各異。除上述共用機種外，在台灣也發展出果園專用的各種機具，如果樹修剪機、殘枝粉碎機、蔬果分級機與果實套袋機等；蔬菜栽培方面則有播種機、 育苗機具與移植機等。

台灣果樹栽培面積達十八萬公頃，分佈於各縣市坡地和平地。因水果種類甚多，其所需栽培用機具亦不少。多年來，在國內研發果園用機械者主要有 台大農機系（現已改名稱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的劉昆揚教授及台東區農改場的林永順副研究員、曾得洲助理等人。該場研發成功而推廣中的農機有自走式鼓風噴霧機， 已交由端翔公司產銷６00多台。為此，林、曾等工作人員獲頒農業發展基金會二等獎，並得二十萬元的獎金。此外，推廣中者尚有果園中耕施肥機、乘坐式割草機、果樹修剪機、 殘枝粉碎機等。以上各種機具已由該場技術移轉給佳農、大地菱等農機廠產銷中。

上述果園機械以外，採收水果後處理機械，如洗果機、蔬果分級機、果實套袋機（柑桔類為主）等則由國內民間工廠自行研發成功，不但國內果農已 普遍採用，也有外銷至大陸及東南亞等地。此項水果後處理機械，早在六十(1970) 年代即有彰化線西大嘉鐵工廠的黃老闆、嘉義佳興企業社（後改組為雙興農機公司）的 王老闆、嘉義民雄豐國農機廠（七十四年改組為豐洲企業公司）的張氏父子檔以及台中太平金峰企業社的葉氏四兄弟（七十五年更名為統農機械公司）等四家從事研發與產銷。 前面兩家於進入八十(1990) 年代即歇業或改行，惟豐洲公司第二代則另成立華興機械廠與和興農機公司兩家，故目前仍維持四家的局面。

這些業界研發推出的產品，經農政單位積極輔導並在新型農機推廣計畫補助計畫項下推廣，深獲果農歡迎。如滾筒式選果機可將洗果、浸藥、分級選果 作業一次完成者，已推廣了400多台。又，近年來重量型蔬果分級機亦已研發成功，並積極推廣中。此外，為利於儲藏果實而研發完成的果實套袋機，即把個粒果實裝入塑膠 袋內以保鮮，並能防止儲藏期可隔離腐爛果實波及其他正常果實的機械，這是在國內發展最具特色的水果後處理機械了。

平心而論，許多農機人包括我本身在推動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一直漠視果園機械的發展。其可能原因為所需農機種類多而複雜，而每種機具所需數量 又不大；另一方面，主要因許多果樹栽培在坡地甚至陡坡地，由國土保育的立場坡地宜培植森林，是否要開發成果園不無置疑。不過，五十(1960) 年代在農林廳轄下還設置 山地農牧局，台灣省政府似乎採開發山坡地的政策。後來因山坡地遭亂墾而破壞水土保持，乃於八十(1991) 年左右始改組為現在的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當年由於我們對坡地 農業的質疑，而不熱衷於坡地農業用農機的研發，乃由農復會森林組的專家們自行設法推動坡地作物栽培機械化工作。一度所謂坡地農業盛行一時，山坡地果園如雨後春筍般 成立，確實也提供了各種寒溫帶水果、高山蔬菜等活絡了鄉村經濟。

不過，樂極生悲，隨後而來的是水土流失、農藥和化肥污染水源等禍害層出不窮。尤其後來果農在陡坡地上大量栽植淺根的檳榔樹後，已嚴重危害國土 保育，再經九二一大地震的洗禮，加上大雨來襲，頻頻出現驚心動魄的土石流，國人終於嚐到大自然反撲的苦果。最近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山地果農含淚大砍檳榔樹，令人頗感 心酸和無奈。自然我們不應把此項苦果全然歸罪於坡地農業，更不可責怪坡地果農；事實上，早年中央為東部開發而決定開闢橫貫公路時，是否就種下了禍根呢？誠然，世間事 往往有一得就召來一失，主其事者應以宏觀的視野權衡利弊，以全體國人長遠的利益和福祉為考量，不可不慎重。環顧民主化後的今日台灣，出現太多政治人物為爭取選票而 提出短線政策，只重視眼前利益而動搖國本於不顧，甚至遺害子孫，政客們是否捫心自問過呢？

上述果園機械化因果樹種類多而複雜，至於蔬菜栽培則由於小菜農眾多，蔬菜種類更複雜，其機械化則更加困難了。多年來，雖然蔬菜栽培相關整地、 施藥、中耕施肥以及搬運等作業已全盤機械化，惟其他收穫所需機械則仍付諸缺如。即使，在日本也不過最近研發成功果菜嫁接機、甘藍採收機等少數相關農機而已。

儘管如此，自進入八十(1990) 年代起，在政府推動農業自動化政策下，設施農業開始蓬勃發展，如興建溫室栽培蔬菜苗的育苗場已達三十多家，所育 成菜苗約佔本省需移植蔬菜種苗總需求量的40% 以上了。這些育苗場都具備國內研發製造的播種機及相關設備，其製造廠如新竹的科洋機械公司和嘉義朴子的亦祥企業公司 均為佼佼者。此種播種機採針式真空原理，針頭可吸住不同奇形怪狀的種子，故可適用於十字花科、茄科、葫蘆科、芹菜、韭菜、洋蔥等蔬菜播種外，甚至亦可用於波斯菊、 萬壽菊、煙草、木瓜等種子。其缺株率僅為2% 以下，其性能優異，已遠超出國際水準絕非誇大其辭。尤其，具備播種機週邊設備，包括排盤（育苗穴盤）、裝土、打孔、下種、覆土、 積盤等各項作業可一氣呵成，且僅由一人操作，可說已達完全自動化的地步了。除自動化播種系統外，育苗所需機具，如溫室內自動化噴灌設備和搬運設施等亦逐漸完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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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機械化經多年努力已粗具規模，其歷程和經驗堪為鄰近同為開發中國家借鏡。我們做為地球村的一份子，而在開發中國家中先進一步，就有 義務和責任出一點力量。為此，最近八、九年來，我利用職務之便，多次赴對岸和東南亞各地奉獻棉薄之力。當然尚有眾多國內同道也付出更多心力，不過他們尤其業界同仁 或許以開發國際市場為考量，我無法知悉，因此我只能披露親身經歷的事跡及間接參與事項作為本文紀實的一部分。

我於八十一(1992) 年六月底返台，剛好趕上國內農機界人士醞釀首次組團前赴大陸參加「北京國際農業工程學術討論會」，同時舉行「北京農機產學界 兩岸交流活動」。我隨即參與籌劃，結果組團成功，由學術界十六人參加，而業界卻達三十六人之多。我們於同年十月八日起至十六日前後九天，除參加研討會外，也參與兩岸 交流活動。該活動中，我以「台灣農機研究發展之過去、現在及未來發展趨勢」為題發表演講，深獲與會大陸同道認同，而將所發表內容刊登於某報上。該項活動中，發覺兩岸 交流溝通時首先宜整合所使用共同語言，我乃提出編印「兩岸通用農機名詞」的構想。返台後即刻進行工作，經兩年多努力獲得兩岸農機學界人士的協助終於告成。另外，為 雙方交流乃由農機研發中心出面邀請北京農業工程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東校區）翁之馨校長以及七位教授於八十三(1994) 年七月下旬來台訪問八天。以上兩項活動均由 農機研發中心出錢出力完成。

第二次訪大陸於八十六(1997) 年四月間，由農村發展基金會支助下，我與吳維健兩人同行為期八天，訪察北京、南京、廣州等地的農業大學、農機 研究機構、農機推廣單位、農機管理站、農業機械化報社等，訪談間增加雙方瞭解。在此之前，於八十四(1995) 年四月中旬由農委會李廣武技正（中華農機學會前任理事長） 帶領十六位會員前赴北京參加「北京國際農業機械會議」，會後一行訪問南京、無錫、鎮江、杭州、上海、西安、桂林、廣州等地。

我最近幾年先後訪問了大陸共四次，第三、四兩次分別於八十七(1998) 年四月下旬（八天）及八十八(1999) 年五月底（七天）成行，其目的則與擴散 台灣水稻育苗和插秧技術有關。原來大陸很早就推展插秧機械化，惟好像結果並不順利，為尋求突破其瓶頸，乃有上海蔣則正等有識之士，於八十五(1996) 年三月在浙江 樂清市設置三新農業實驗場，水稻田約有四十公頃。初期以拋秧及大陸吉林延吉牌插秧機試驗結果仍失敗。某種機緣，該場求助於農村發展基金會，該會正推展兩岸農業合作 計畫，乃於八十六(1997) 年三月購買裕農牌六行式插秧機兩台和育苗設備一套贈送該農場試用。由於育苗技術與插秧機使用的配套措施奏效，該場第一年機械化插秧成果 獲得極高的評價。基金會為評估擴大其成果的可行性，乃於八十七(1998) 年四月下旬委請我帶領農機研發中心工程師吳漢筠、張証熙以及業界裕農謝易霖、亦祥邱德旺、 三久林岱右、利光廖太郎、三升江文龍等人由該會王傳釗顧問陪同前往當地考察為期八天。途中順道也訪問各地政府機構。三新農場實驗成功，如欲擴散此項成果，必須獲得 當地政府的配合甚至主導始易收效。可惜，當地省、縣級官員異常冷漠，當地市長剛換了人也不熱衷，考察團乃失望而歸。

不過，考察途中江蘇淮陰市派陳明福秘書長及農機管理局張濟生局長等數人到上海市來迎接，希望我們一行轉赴該市考察。原來該市奚副市長不久 前曾來台考察，對台灣插秧和育苗技術留下深刻印象，他獲悉我們的行程後囑咐有關官員連夜來訪。受到他們的熱忱感動，我們乃勉強安排裕農謝易霖和亦祥邱德旺兩人 暫時脫隊連夜趕赴淮陰市訪察。據謝、邱兩人的訪察結果，顯出該市雄心勃勃，上下同心一致希望早日達成全面插秧機械化的企圖心，原來大陸官員也有幹勁十足的，與 樂清市所遭遇的冷漠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考察團返台後乃向基金會報告實情，並建議插秧機械化的經驗擴散宜放棄浙江樂清而改向江蘇淮陰發展。趁熱打鐵，雙方合作意向很快達成共識， 同年六月該會委請農機研發中心張証熙和裕農謝易霖兩人前往當地指導育苗，並借用三新農場裕農牌插秧機試插一公頃的示範田，同時也設手插區作為比較試驗。其結果 據報告機插示範區比手插對照區竟然增產達45% 之巨（增產數據可能與試驗比較方法有誤）。無論如何，此項示範成果打動了淮陰人的心，為此，該市於八十八(1999) 年 三月初派張濟生等六位有關官員來台訪問，百聞不如一見，更增加他們的信心；同時期另派趙鑫等兩工程師來台研習育苗技術。為加速協助該市推動插秧機械化進展， 基金會於八十八年初半贈送裕農牌六行式插秧機兩台和自動育苗設備一套，該市於五月初另購了四台插秧機，以擴大示範計畫。為落實該計畫，該市乃於五月三十一日舉辦 示範觀摩會，獲得圓滿成功。我也應邀隨同基金會王友釗董事長、葛錦昭常務董事、涂勳執行長、王傳釗顧問及中華經濟研究院陳章真研究員等人前往參加。

據報告該擴大示範計畫亦大獲成功，一年後該市已購進了近百台插秧機，只是該機為南韓製品而非裕農牌就是了。可能南韓農機商人很積極削價推銷， 而相對於裕農公司彳亍不前有關吧。看來淮陰市將可能成為大陸首先達成全面插秧機械化的地區，只是幾年來參訪大陸各地區與他們交換意見時常常發覺雙方觀念上尚有些 距離。譬如，他們總認為農機「貴」就無法被農民接受，而他們似乎缺乏正確成本或成效的概念。所謂「貴」只是指購進價格高，但如果昂貴農機能發揮更高效率而獲更大收益 則豈不貴了嗎？這也就是台灣農民利用農機愈來愈大型愈高價的原因了。自然購價高昂則農民有一時不易湊足資金的困難，此時政府就應支援資金了。這就是台灣經驗。 我擔心淮陰人以廉價取得韓國貨，據說韓國插秧機與日本製品近似，以個別農戶自用為主，如是則在淮陰農民盛行代插作業的情況下，其耐久性堪憂，但願這僅是杞人憂天 而已。無論如何，台灣農機技術經由淮陰向大陸擴散踏出第一步了。

如上述，為拓展台灣農機技術的擴散，幾年來我訪問了對岸四次，而往東南亞各國也有四次之多。坦白的說，大陸同胞與我們同文同種，不管兩岸政治 立場如何，我們總希望對岸人民能早日脫離貧窮，因此，農機技術擴散純以支援或互補的心態進行，而對東南亞地區則完全缺血緣感情，同樣為農機技術擴散倒是由協助農機 廠商的考量較大。因此，四次下南洋大都以配合業界的促銷活動為主。各次活動紀實如下﹕

八十三(1994) 年十一月下旬前後兩週赴菲律賓納卯（DAVAO）市，參加「農機、食品機械展」，展後轉赴宿霧（CEBU）考察。此次機械展有二十多家參展， 農機部分則有三久、三升、利光、陸雄、兩和等五家參加。另外，元凱、建農、豐州、農富等廠提供參展資料。納卯市為菲律賓南部大島上的最大城市，參展廠商在菲國已打開 市場，透過此次展覽希望能擴散至南部大島。

八十四(1985) 年一月中旬前後十一天，前赴柬埔寨、越南、緬甸三國，參加業界十一人，包括﹕大農、竹下、兩和、佳農、豐洲、豐源、協隆、正興、怡昌 等廠商。本次訪察，加強業界認識三國的情況而可開發商機，例如柬埔寨的榖價與米價差價甚大顯示碾米業落後，因此，豐源公司找到管道輸出簡易碾米機嘉惠該地人民，本身 也受惠。由於我國外交困境，出國訪察有時也難免遭遇不平待遇。例如，訪問緬甸農業部時，透過當地華僑聯繫，結果對方說只能派代表三人與會。訪問團每人都是公司代表， 從老遠跑來誰也不願失去與會機會，且我們每人領域不同，其經驗或許有益於緬甸農業。我們以此理由再請該華商前往交涉，並言明全體與會否則作罷。結果緬方派出農業專長 的副部長及司長們出面接待，雙方座談倒興致頗濃。

又，此次訪問越南胡志明市農業廳，該廳長希望台灣農機來越南擴大說明會，農機公會乃於同年五月中旬鼓勵會員參加。本次參與者有﹕大農、豐洲、 鋐達、順農、豐源、大苗、大信、和芳、亦祥、照順、洽義發、三久、裕農、吉綸、端翔、振裕、萬得富等十七家。胡志明市農業廳召集該市轄區農業官員、農民團體幹部等近兩百人 與會。該聚會裏由我報告「台灣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為題一小時。講演結束前，我以筷子文化來激勵越南聽眾，即越南政治、社會已趨穩定，未來必步各開發中國家的後塵發展 經濟，尤其使用筷子的人腦筋好且做事勤快，如日本、台灣、韓國甚至中國大陸的經濟都突飛猛進，剩下越南則是唯一筷子文化下起步較晚的國家了。如為全面農業機械化， 美國約經歷了百年，日本為五十年，在台灣則僅僅二十五年左右，越南則只要有效引進資金而可利用已成熟的技術，可能十二、三年就可達成目標了吧。會後該廳長問越南 農民眾多，如進行機械化是否會造成農民失業問題？這是我們早年常被提到的疑問，事實上農機無法自農場趕走人畜力，農機是補充其不足，非主動的取代而是被動的替代； 隨著經濟發展農村勞力逐漸被工商業吸收，各國皆然。為防患未然，事先要準備適當的農機來因應，其過程是漸進而緩慢的，台灣、日本都是經歷了同樣過程。該廳長似乎 聽懂我的解惑，透過翻譯以認真的表情問我，先生何時退休，屆時能否到胡志明市來擔任我們的顧問呢？突如其來的要求，一時語塞只好支吾了事。

第四次下南洋則於八十五(1996) 年四月中旬再訪菲律賓宿霧，協助業界參加外貿協會主辦「1996年菲律賓台灣農機及食品加工機械展」為期僅五天， 不過參展農機廠商卻達十二家之多，包括﹕安心、正三豐、佳農、建凱、洽義發、兩和、利光、陸雄、三久、大農、物理、野興等。另外，順農也派員與會，裕農則提供型錄參展。 參展期間我以「台灣推行農業機械化的演進」為題發表演講，可惜時間選在週末，加上當地政府未能充分配合，聽講者不若在胡志明市時的熱絡。

為加強與菲方聯繫，農機研發中心於八十八(1999) 年七月下旬邀請菲農部及總統府糧食部官員一行三人來台考察，該團訪察了農機研發中心、亞洲 蔬菜研發中心、台中農改場、羅東農改場、稻榖乾燥中心及碾米廠、三升農機廠並拜會農委會等。該團團長DR.ANDALES說﹕「這次是我第一次訪台，台灣農業比我原先想像還 進步，台灣的繁榮景象有如日本一般云云」。說實在的，幾年來訪問東南亞四國多次，尤其鄉下的風光令人回憶起我們少年時代，感受到彷彿時光倒流之震憾，而看到小孩們 打赤腳光著屁股的情景，難免使人產生一絲鄉愁。

總之，現世界雖資訊發達，惟仍需透過互訪，採面對面的接觸，雙方增進瞭解，而收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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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已概略敘述了台灣農業機械化進展的全貌，在整個機械化過程中，也列舉了不少出力流汗孜孜不倦的農機人的奮鬥歷程。可惜，限於篇幅無法將 所有農機人走過的腳印一一列出，只好割愛了。不過，為補償上述遺憾，我還是願將所熟悉的農機人借此予以介紹，作為本文的補遺。由於我所接觸過的農機人眾多，自然不易 披露所有同道的全部事跡，所以，以下只能介紹限於五十歲左右或以上者，他們至少在農機界奮鬥了二十年以上，已定形的人物了。即便如此，仍然上榜人士不少，不得已再 縮小範圍，暫以執教大專院校或曾經任教（包括兼任）過的人士為主體；至於其他眾多農機同道雖然有遺珠之憾，只好留待日後有機會或未來再由其他農機後進來補述吧。

首先作為本文的作者，雖然在前面我已斷斷續續記述了部分求學和做事的歷程，惟尚未完整的自我交待。我祖籍廣東海豐，祖先何時來台未考證過， 在台則歷代務農。我出生於新竹湖口的波羅汶村，排行老三，上有兩兄下有三弟二妹。幼少時期祖父當家下過著大家族的農家生活。雖然祖父擁有六甲（一甲為一公頃弱） 多水田，惟食口眾多，在鄉下雖勉強算是小康之家，惟仍相當清苦。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和么妹兩人唸完大學，兩兄只能讀完小學，而其他弟妹則勉強中學程度了。么妹為 桃園縣縣長公館血案遇害者之一劉邦友的太太，該案為家門遭遇最大的不幸，而三年多來仍為懸案，頗令人遺憾萬分。

幼年家境雖清寒，家父倒很重視子女的教育。據說，家父自公學校（國民小學）畢業即被推薦至師範學校就讀，惟因他係家中長子，祖父需要他幫農而 作罷。可能他少年失學之遺憾不要在子女身上重演吧。我進國小前，大約六、七歲就被送到村內國語（日本語）講習所，當年台灣似乎尚無幼稚園。所謂國語講習所實則以傳授 漢文為主，幼年時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昔時賢文等，雖不甚了解其文義，倒是能倒背如流。每月偶而有一兩次日本巡查（警察）騎腳踏車到村子裏來查巡，就有村人 通風報信，大喊「日本來了」，老師就叫大家拿出日語課本「阿、伊、嗚、誒、喔」一番。懵懂中渡過幼年，依規定八歲上國小，因村裏無學校，乃赤腳徒步離家約一小時的新湖口 國民學校就讀。入學不到一學期，就發生盧溝橋事變，即國人所稱的八年抗戰開始了。我在新湖口國校只唸兩年半左右，就隨家搬到桃園中壢，轉學到白川國校（現在的新街 國校）就讀。在該校六年級最後一學期發生日本偷襲珍珠港事變，二次大戰揭開了序幕。我們這一代自懂事以來就一直活在戰爭的陰影中，不得不令人浩嘆。

幼年時期，在湖口鄉下百多戶的農村生活，留下深刻印象的除過年過節的野台戲外，就是中秋夜月光下的音樂聚會了。所謂音樂聚會是每年中秋夜， 村裏的張姓保正（里長）搬出家中的手搖蓄音器（留聲機）到大廟前廣場來，村人攜老帶幼圍繞在周圍聆聽唱片的活動罷了。聚會開始前，往往由我的祖父（擔任甲長即現在 的鄰長）敲鑼通知村民，一大群小孩跟後湊熱鬧。這種情景不但對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深刻烙印，似乎也對家父印象深刻。因此，二次大戰結束，日本人返國前的二手舊貨 市集上，家父最先購買了舊留聲機一台；而三十多年後，我身為人父時也率先分期付款購置了一部四千多元的電唱機，讓幼小子女天天可過中秋夜的音樂享宴了。這是後話。

就讀國小算是進入少年時期了。國小一年級的情景，事隔一甲子多，能換起記憶者不多，只記得導師為陳昌瑞老師，他是跳高選手，於大戰後擔任過 新竹和桃園縣的教育局長。除此之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新生入學那一天發生的小插曲。入學當天由祖父帶領我和堂弟兩人，隨同村裏高班學生一起到校。祖父未等到新生 報到結束即先離去，並交待將在鐵路橋下的雜貨店等候云云。等到我們去雜貨店時幾近中午，他大概等得不耐煩，已先離去。我們還要徒步一小時回家，大家肚子已餓乃一起 到一家叫「尺八」麵店吃肉絲麵。我們每人口袋裏僅有兩分錢，只能最低消費了。不知何故，陰錯陽差，老闆娘卻端來比他人更大碗、更多肉絲的一碗到我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 吃不到一半，尺八老闆跑來大吼，說你吃錯碗了，那是一碗五分錢的呀！大概他也知道錯不在我，也就無意要求追加三分錢，事實上我口袋已空空如也多言也無益。即使經過 六十二、三年後的今天，那時所留下的口齒餘香至今仍猶存。說來我們幼少時，宛如自然兒童，如以現代人的眼光，與全家出動陪同大男生參加大專聯考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別了。

國校二年級和三年級上半年的班導師亦為台籍的唐金練老師，他是閩南籍而一年級的陳老師是客家籍，學童則全部僅懂客家話，而大部分同學由五十 音開始學習國語（日本話）。印象中好像一開始老師就以國語教學，不准講台語，當年如何溝通，現已無記憶，不過好像未產生任何溝通困難，大概我們是自然兒童的緣故吧。 唐老師善寫毛筆字，教學認真，課餘常帶領我們到郊外，教我們到小溪抓蝦、釣螃蟹。他以日語像唱歌般喊「蝦將來、蝦將來」，叫我們把所抓到的蝦送到他手中，他就選擇較 大隻者去頭剝殼生吃；這是我們首次目睹準日本人吃「刺身」（生魚片）的頭一遭了。至於教我們釣螃蟹則事前要準備一根粗鐵絲，到河床搬開石頭抓住蚯蚓穿入鐵絲，然後彎曲 鐵絲放到溪中大石頭縫，不一會兒螃蟹爬出，以兩隻大蟹夾夾住蚯蚓，我們就輕輕拉出水面，此時螃蟹仍執迷不悟緊夾不放，俟將牠放入籠中，牠始醒覺上當而鬆夾，惟為時 已晚已成籠中蟹了。回憶幼年，當時真是單純的生活，既無升學壓力而補習，也無太大就業競爭，老師們才有閒情逸致採自然教學了。三十多年後，我攜年幼兒女重訪舊地， 少時印象中的清溪碧水已變成黑水溝，臭氣沖天，兒女們說是爸爸編的故事了。

前面提到我家由湖口鄉下搬到中壢，據家父告知當時全家包括祖父母、叔父們、堂兄弟妹等一家二十多口，把全部家當用水牛車搬運，凌晨起步至半夜 才抵達。還好家中幼小搭乘火車前往。本來叔父們主張遷移到新屋鄉，那裏田地較肥沃，稻榖產量較高，據說當年水田價格以收成高低即「等則」來評價，家父力排眾議選擇 靠近中壢後火車站的田地，雖然土壤不肥沃但交通方便且可購進面積也較大。他已考慮到未來子女上學便利問題了。倒是無人預見到進入七十(1980) 年代，該農田轉為建地， 原以「甲」購入而後來則以「坪」售出，我們確實是享受到台灣經濟、社會蛻變而獲益的一群。

當年日本學制把一年分為三學期，第一學期於四月一日開學，我大概於年底（第二學期末）插班到男女合班的班級，班導師為台籍的童永松老師，據說他 後來被徵調到軍隊當軍夫（好像當時台灣人還不能當正式的日本兵）。插班後不久，有一次童老師叫數名同學在黑板上演算算術習題，我最先答完，老師稱贊說教書幾年首次 看到這樣快速且寫那樣端正字體的學生，引來班上嫉妒的眼光。該學期結束成績為全班第四名，也召來全班女同學嘩然，埋怨老師袒護新插班生云云；其實我心裏想老師才不 公平，故意排我在三名之外，避免新插班生在領獎之列，奪了舊生的光彩。事實上，四年級開學我就被點為第一班的班長，導師為日籍（可能是琉球人）浦添老師，五、六年級 亦為日籍的浘栗老師，從此一路維持第一名的成績到國小畢業。

不過以優異的成績國小畢業，並不表示從此升學順利。當年鄉下學子雖未感到升學壓力，但早年中學太少，事實上錄取率甚低。記憶裏在新竹州（桃竹苗 三縣）只有新竹中學、新竹商校和桃園農校三校的樣子。加上校方優先錄取日本籍學童和所謂「國語之家」與改日本姓的準日本兒童，因此對純台灣學童的錄取門檻更高了。 對小個子的我而言，還有一難題就是除考學科外，還要通過體能測試，好像考「跳馬背」、吊單桿之類，我就無法度了。簡言之，我投考新竹中學首次名落孫山收場。幸虧當年為 補救中等學校不夠的缺陷，在城市較大的國校附設「高等科」可收容眾多落第生，修畢一年也可投考中學，如仍落第俟讀完兩年畢業再應考。當然，高等科也非免試入學，好像 錄取率也不高。在大中壢地區只有興南國校（現在的中壢國小）附設高等科一、二年級各兩班，我那一班為男女合班各約二十人，經打聽儘然半數以上是各校的班長出身。該 班導師為日本籍的鈴木 茂老師，我於入學當天即被點名副班長，班長為原校畢業生。不過，第二學期開學那天鈴木老師以選舉方式推薦全班選我為班長，可能當時我的成績 最優異吧！當年太平洋戰爭日本軍勢如破竹，雖在南洋大獲全勝，惟人力和物資漸感不足，鈴木老師乃天天精神講話，要求我們愛國，鼓勵同學到日本軍事工廠做事，有好多位 同學赴日後遭美軍轟炸而犧牲性命。我身為班長，當時瞞著家父也向老師報名，不過他說將來南洋的開發也要許多人才，他未表同意反而要我報考桃園農校。如果當時老師 同意我到日本，可能命也不保，遑論寫本文了。冥冥中似有安排。

中學本來為五年畢業，戰時需才孔急，乃改為四年制，不過改制後不到兩屆就大戰結束。我在桃園農校讀書三年，剛好唸日文和中文各半。三年期間 適值戰時和亂世，印象中讀書不多，不過我三年畢業成績仍為第一名，前三名可免試升高級部。無巧不成書，領取成績單那天，我遇到第二、三名的黃、蔡兩君，黃君的兄長在 台北服務，他說哥哥建議為何不到台北試試高中呢！老實說，當年的台北雖然僅為三十萬人口的小城市，全城只有一座六、七層高樓具備一部電梯的「菊元」百貨公司，但對 鄉下小孩而言可是遙不可及的大都會。我未到過台北而口袋裏也無足夠車票錢，乃委託他倆代為報考。黃、蔡倆當天到台北首先找到和平中學（師大附中），因兩人未能提出 畢業證書而未被接受報名，乃失望而歸。歸途中經過成功中學校門前，兩人懷著不妨一試心裏，結果因三人的成績太好而以同等學歷准於報了名。從此三人順利由初農學生 蛻變為高中生了。只是鄉下小孩每天搭乘慢吞吞的火車通學而浪費不少寶貴光陰，週末、週日尚需在家幫農事等，與城市專業唸書的同學競爭倍感辛苦，雖然每學期勉強維持 前幾名次的成績，與第一名絕緣了。好在高中畢業，三人中有兩人考上台大，一人進入師範學院（台灣師大）。真是一步一腳印，差錯一步就要全盤改寫人生歷練了吧。

我青少年以前的故事已大致交待清楚，由此故事裏也許可提供些晚生者窺視早年台灣農業社會真面目的一斑，至於其後的事跡已在前面紀實就不再 重覆了。倒是我想趁此機會簡短地介紹我多年來接觸過的農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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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文落筆至此，已是八十九(2000) 年十一月下旬乃趕赴美國加州參加長孫的週歲生日派對，不數日忽然感到不適而暈倒乃被送進醫院，經檢查 確定為腦中風，左手腳不在靈活，幸好記憶, 理解力 , 語言能力未受損，經一段時間復健治療逐漸康復，惟距離回到正常狀態仍遠。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算不如天算，原先計劃本文末分別介紹早期農機人一節，已瀕臨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窘境；好在前文裏先後已提到不少孜孜不倦 農機人工作情景的一班。又如早期農機人吳維健前輩於數年前曾以「瀟灑走一回」為題發表回憶錄小冊子分送給同道與親友們，相信未來還會有晚輩們陸續在不同場合留下 回憶文吧！ ( 2006 年 8 月於LA) .

（編按; 彭添松先生現居美國加州洛杉磯地區，身體已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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